高氏家训，是指记入高氏族谱，公之高氏祠堂，经高氏族人讨论制定的，族众应共同遵守的纪律条文。这种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家谱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中国历史上对个人的修身、齐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远古时代，人类社会经历了氏族、家族、家庭的变迁，然而，这些都是形成一个国家基石。

　　在国家的不安定和国法不明确之际，家训即可发挥稳定社会秩序的力量。因为，家族为了维持必要的法制制度，就拟定一定的行为规范来约束家族中人，这便是家法家训的最早起源。

　　自汉初起，家训著作随着朝代演变渐丰富多彩。家谱中记录了许多治家教子的名言警句，成为人们倾心企慕的治家良策，成为“修身”、“齐家”的典范。例如“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的节俭持家思想等。家训之所以为世人所重，因其主旨乃推崇忠孝节义、教导礼仪廉耻。此外，提倡什么和禁止什么，也是族规家法中的重要内容，如:'节俭当崇'、'邪巫当禁' 等。每个家族都有不同的族规家训。高氏家谱中较为常见者，大致包括了以下内容：(一)、注重家法、国法。(二)、和睦宗族、乡里。(三)、孝顺父母、敬长辈。(四)、合乎礼教、正名分。(五)、祖宗祭祀、墓祭程序。(六)、修身齐家家训二十四条:

　　一.作 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此四语，当终身服膺。

　　二.举止要安和，毋急遽怠缓;言语要诚实，毋欺妄躁率。

　　三.见人之善扬之，见人之恶掩之。彼之于我，亦如是矣。

　　四.内外亲族，无论尊长同列，皆当以礼接之。毋得简傲笑谑，不恭不敬。

　　五.交友，所以辅德也。须亲直谅、多闻者，远便僻、柔佞者。

　　六.治家之余，日取经史传记三五百言读之，以养德性，以长识见。毋博弈嬉戏，虚费时日。

　　七.作家，但得衣食、祭祀、宾客之费无缺，足矣。毋过求赢余，为世所讥。

　　八.凡邻里亲故，平昔善良，倘有婚姻丧疾应助者，即量力助之。毋慕豪侠之名，轻意肆志，贻忧父母。其无赖之人，当敬而远之，一与交游，为患不小。

　　九.人之生死，秉于有生之初。世俗愚昧，多倾家荡产听于巫祝，深可悯笑。神聪明正直，岂邀人祭祀，以为祸福?戒之戒之!

　　十.田亩差役，承事官府，必诚必信。如有所费量，于人户均取。毋损人利己，暴敛多科。本户钱粮，尤当蚤为完纳。

　　十一.世之生事诈人者，亦必伺人有过，然后起衅。我若无缺，彼虽凶恶，岂敢凌我谨守礼法之人。

　　十二.不可习学吏事，为人写状害人，以干阴谴。

　　十三.饮酒随量，不可过度，以灭德丧仪。

　　十四.待奴仆小过，宜以理谴责，毋轻出恶言，非理挞辱。若有故犯，则重惩不恕。

　　十五.讨租讨债，宜善言催取。彼贫民岂无羞恶?遽出恶言，在我亦有所不忍。

　　十六.蚤起夜眠，闻犬吠声即起。有盗徐逐之，勿急追。

　　十七.日逐衣食及冠婚丧祭、亲故往来，量入为出，务从节俭。毋暗举债息，外示有余。

　　十八.书画要时时收拾，毋轻假人，俾狼藉毁失。

　　十九.买田，须择有水有佃户处，否则抛荒赔税，贻患子孙。至于卖田之人，定因缺乏，田价宜公平，勿用轻等色银，使其亏损。

　　二十.营造房屋，先须打点物料完备，又量我衣食有余，方可鸠工。如轻信他人言，遽兴土木，室成而用竭，悔不可追。大厦尤不可妄建。

　　二十一.四门面湖背海，田亩无多，岁尝缺三月之食。今于秋成时，不拘谷麦，尽力收贮。俟布种时，族党有不足者，平粜与之，免其高价远买。而吾仍不失本资，又可为来年储备之计。

　　二十二.种田养蚕，及一切裨益家务者，皆宜留心整理。勤则有余，怠则不足，不能备述，当随时处置。

　　二十三.凡造一应器皿，务从朴素。毋雕刻花卉，擅用朱砂，违法费财。

　　二十四.陶朱公云:若要富，养十牝。勤种不如杂养。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家训，恰是先辈留与后人的为人处世宝典。最早可追溯到周公告诫子侄周成王的诰辞，自此绵延数千年，精深宏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地位彰显。高氏先祖，明.高攀龙的《家训》，其内容涵盖励志·勉学、修身·处世、治家·为政、慈孝·婚恋养生等各个方面；既是中华传统文化一脉相传，又赋予了接驳都市脉搏的时代色彩，可称现代高姓人生活生存的思想圣经。与颜氏、曾氏、朱子等家训比翼齐飞；呈现出了整体文化通观，使之融入时代精神，在现代社会中焕发了新生。2016年《中国纪检监察》第19期登载了《高攀龙家训教子》。全文称：

　　高攀龙，江苏无锡人，明朝晚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理学家，历任大理寺右少卿、刑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等职。高攀龙一生著述颇丰，其中的二十一则《家训》，广受后人推崇，被视为教育子孙的经典，经常出现在童蒙训导中。

　　做人须明理识义。高攀龙为官的时代，皇帝长期不理朝政，朝中党派纷争、宦官横行。在这样的环境下，为人正直的高攀龙不仅仕途坎坷，也对世道人心有了深刻体悟。在《家训》中，高攀龙特别注重教育子孙要先学做人。在《家训》开篇，高攀龙就告诫子孙要按照朱熹《小学》中关系到人之性格养成、世界观形成的日常生活规则来行事。他说：“做人的道理不必多言，只看《小学》便是。依此作去，岂有差失。”但《小学》提及的基本人伦规范，明显不是终极目标。接下来，高攀龙指出，求学的目的是经邦济世，“圣贤教人，莫先穷理。道理不明，有不知不觉堕于小人之归者。可畏，可畏。”要做君子，避免成为小人。在高攀龙眼中，君子共有的特点是善，因此“积善”最关键。他在《家训》中说：“善须是积。今日积、明日积，积小便大。一念之差、一言之差、一事之差，有因而丧身亡家者，岂可不畏也！”在明确了明理识义、积善行义这两条人生准则之后，高攀龙还在具体事情上做了指导，以方便子孙能读后照做，达到明理有义的境地。例如他说，“临事让人一步，自有余地；临财放宽一分，自有余味。”这是说做事要留有余地，与人经济往来，也不要过于严苛，要留后路，施人以善。

　　交游最要审择。高攀龙的《家训》非常注意择友问题。他告诫儿孙们：“言语最要谨慎，交游最要审择”，“人才难得，知人实难”。高攀龙之所以对子孙交友十分慎重严格，是因为他注意到了有一种俗人，“其所知者势利，所谈者声色，所就者酒食而已”。与他们交往，不仅白白浪费了读书时光，还会因为所谈论的内容格调不高，影响自己蹦出思想的火花，甚至与之同流而无法自拔。择友不仅是对别人的要求，也是对自身素质和眼光的考验。因此，高攀龙告诫子孙要自省修身。他指出君子往往更看重自我省察，挑自己的毛病，唯有小人才光看别人的问题。对此，高攀龙有一句名言：“见过所以求福，反己所以免祸。”意思是说能发现自己的不足、反省自己的问题，是避祸求福的好办法，遇到问题，不妨“姑且自认不是”——这没有坏处：“如此则吾心愈细密，临事愈精详。一番经历，一番进益，省了几多气力，长了几多识见。”相反，小人就缺乏这样的眼光和勇气。

　　不做财色的俘虏。高攀龙还告诫子孙，不要做财色的俘虏。“世间惟财色二者最迷惑人，最败坏人。”他以自身经历向子孙作出表率。生活中，高攀龙对待金钱十分淡然、洒脱。生父母去世时，曾专门立遗嘱将财产分他一份。但高攀龙却说自己另有嗣产，不肯接受。最后实在推脱不过，他便把所分得的那一份拿出来设立义田，救济亲族和乡亲。

　　正因为高攀龙崇尚正人君子之风，坚持正义，他才能做到当国家面临危难时，挺身而出，敢于同宦官及其党羽作斗争；才能在罢官居家之际，听闻朝中奸党派人来捉拿自己，为了保存尊严，而蹈水自沉。高攀龙以做人行义为原则的家训及其行止，在传统社会树立了言行一致的典范。

　　明 . 高攀龙《家训（节录）》

　　吾人立身天地间，只思量作得一个人是第一义，余事都没要紧，作人的道理不必多言，只看小学便是，依此作去岂有差失，从古聪明睿知圣贤豪杰只于此见得透，下手早，所以其人千古万古不可磨灭，闻此言不信，便是凡愚所宜猛省。

　　 作好人，眼前觉得不便宜，总算来是大便宜；作不好人眼前觉得便宜，总算来是大不便宜。千古以来成败昭然，如何迷人尚不觉悟？真是可哀！吾为子孙发此真切诚恳之语，不可草草看过。　……

　　 取人要知圣人取狂狷之意，狂狷皆与世俗不相入，然可以入道，若憎恶此等人，便不是好消息，所与皆庸俗人，己未有不入于庸俗者。出而用世，便与小人相昵，与君子为雠，最是大利害处，不可轻看。吾见天下人坐此病甚多，以此知圣人是万世法眼。

　　 不可专取人之才，当以忠信为本。自古君子为小人所惑，皆是取其才，小人未有无才者。

　　 以孝悌为本，以忠义为主，以廉洁为先，以诚实为要。

　　 临事让人一步，自有余地；临财放宽一分，自有余味。

　　 善须是积今日积，明日积，积小便大。一念之差，一言之差，一事之差，有因而丧身亡家者，岂可不畏也。

　　 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我恶人，人亦恶我；我慢人，人亦慢我。此感应自然之理，切不可结怨于人，结怨于人，譬如服毒，其毒日久必发，但有小大迟速不同耳。

　　 宋太祖亲征淮南  高乾落难濠州城

　　上回讲道泽州城中，忽然火起，看官，你道火从何来？说来话长，笔者只好略述。原来李筠兵败遁入泽州，已知大事不好，即遣儋珪突围前往潞州，保护守节逃走，想给李门留一后裔，不想汉军将领卢赞半夜带军突围逃走，儋珪随汉军岀城被俘。后宋军趁黑夜功城，此时昭义军早已溃散，各自逃命，急的李筠仓皇失措。筠有一妾刘氏，随至军中，劝筠投降，筠怒曰：“吾本周室忠臣，焉能事宋，吾今欲以死尽忠，名列千古。”言必遂拟取薪自焚。刘妾亦欲从死，筠叹道：“我自问已无生理，甘心赴火，你肯从死，其志可嘉，但你方有娠，以在尚得生男，将来或可报仇，快自去逃生吧！”刘氏号泣而去。筠遂纵火焚死，火随风势，转眼间红光四映，照彻全城。筠尽忠自焚，实可嘉也，后人有诗表其忠。诗曰：

　　拼将一死效孤忠，臣力穷时恨无穷。

　　厝火积薪甘烬骨，满城烟雾可怜红。

　　始迁祖裕先公的凿圹与清乾隆皇帝的两首诗

　　三湘大地上30余万高姓宗亲中，有近一半是裕先公后裔。裕先公，又名万六郎、高仙、高迁。据明朝万历年间，其12世孙高尚志著州志《澧记》称：“高迁（裕先）,宋嘉定戊辰(1208)任慈利尉。渤海人,进士,唐南平崴武王崇文裔”。1995年衡阳祁东八修谱载：“元通六子裕先，行彪万六郎。公由江西迁郴阳县归阳乡小河之凿圹”。凿塘，位于白河中下流，属祁东县鸟江镇镜内，与金桥官山町相邻近，怪山，云霄岩耸峙其侧，群山环抱，四时景色宜人，始祖万六郎裕先公便定居于此。“公来此后，大兴土木，修建房屋，并凿地开圹，因名其地曰凿圹。圹水清凉可口，且能治病，县君李睦尔府君病笃，多方求医无效，属史言於季取塘水煎而饮之，病即愈后，李赠匾致谢，匾词曰：‘高仙凿塘，黎庶沾光，宜尔子孙，兰桂腾芳’。时人遂取匾意，改呼此塘为高仙塘。

　　说来也是碰巧，那年，清帝乾隆游江南，要探奇，游怪山。乾隆游毕，待游至山下，正是烈日当头的中午时分。此时的乾隆帝，已是精疲力竭，至凿塘边的双檀树下席地而坐，舒展歇息。清风伴塘水，徐徐而至，吹进乾隆心扉。帝心甚慰，便题诗二首。

　　诗曰：怪山游罢力难支，万里晴空日正奭 。

　　 有幸双檀侍朕坐，清凉爽本好吟诗。

　　又曰：寰中击壤贺升平，始觉神州治化淳。

　　 喜看阳春舒万物，弄晴花鸟戏先春。

　　当时乾隆帝微服出游，人们没有把他认识出来，很久以后，大家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这二首诗也就载入了裕先公后裔的家谱中，世代相传。

　　                        （高家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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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姓家谱介绍（一）概述

　　家乘又称家谱、家牒、族谱、宗谱、世谱、支谱等，是记载宗族世系、人物的历史图谱，是宗法血缘制度的产物。其内容相当广泛，记载着全族的户口、婚配和血缘关系，全族的坟墓和族田的四至方位，也包括家法、家训、风俗习惯、社会变故等宗族文化。家规家法，有的家族有成文法，有的家族则只有习惯法，有成文法者皆载入家乘。大凡全族的世系源流、血缘系统、户口人丁、祖宗墓地、族产公田等，在家乘宗谱上一查就着。

　　家谱是维系家族血缘关系的主要纽带。它又有宗谱、族谱、家乘等不同的名称。宋朝以后，随着封建家族制度的形成，修家谱的风气十分盛行。到了明清两代，在农村中可以说既没有无谱之族，也没有无谱之人。

　　高氏家谱的内容，一般说来也是包括上述几个方面。如收藏在辽宁省，阳县高家的《高氏宗亲谱册》主要内容：谱序、命名旋盘、先人坟茔坐落、人任显荣者传以及世系图表等内容。

　　有了祖谱，人们就能区别、分明和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属于哪一宗、哪一支，不会乱认祖先宗派，就能联络宗族同姓之间的感情。因此，在大多数高姓宗谱的家范家规中，都把修谱系作为突出的一条。高姓宗族也很重视族谱的收藏保管，所以尽管在十年“文革”中有许多家谱被迫烧掉或毁掉，至今仍然有一部分高姓家谱被完好地保存下来。特别是在满族的高姓中至今有保存谱书和谱单的传统，每年逢祭日，便将宗谱从祖宗匣中取出，敬除房内西墙板上，全家跪拜祭祀，以示不忘祖宗恩德并祈求祖宗的保佑。

　　修谱

　　过去修谱是家族中的重大事件。没有家谱的家族要新修，已有的要续修。每隔一段时间，家族中总要新生孩子，娶进媳妇，嫁出女子，增减人口，还要死去老人，夭殇子女，新增坟茔。族产公田也会有新变化。为了及时将种种新情况反映到家谱上来，所以每个家族的家谱都定期续修。修谱有一定的体例和原则，代代相袭，不许族众干预。

　　家谱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在于把全族的子孙固定在一个地方——祠堂的周围，不致因分化、流徙而使家族瓦解，也不致因异姓或同姓异族的迁入而使家族的血缘关系发生混乱；其次是提倡尊尊亲亲，向族众宣传血亲相爱、亲族团聚的观念，从思想意识上防止家族溃散，以达到收族的目的。正因为家谱对家族的存在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每个家族每年都要举行隆重的祠堂读谱仪式。祠堂读谱，有的家谱一年一次，有的则一年数次。仪式的隆重与祠堂祭祖差不多。

　　各家修谱，一般都要请学者名流，政界要人或本族人作序，高姓族谱也不例外。在谱序中，有的是叙述本族的发展历史，有的是叙述修谱的缘起和经过，也有的是叙述修谱的重要意义。因此说，一篇谱序就是一篇本族发展的简短历史或本族所应遵循的道德文章。

　　高氏族谱

　　高氏族谱，最早的当数隋唐时期官修《高氏小史》，此书记载了渤海高氏，特别是北齐一宗的发展变化情况，宋以后佚失。今天能见到的大多是明清修订或续修的，也有民国年间续修的族谱。仅就现存的高氏各谱来看，南方的高氏族谱修订的较早，世系详尽，保存的也较完好，修谱也较有规律性，一般都能定期续修。而北方的高氏族谱多有佚失，并且修谱较晚。山东郓城《高氏族谱》记载：“适民国二十四年老高庄祠堂落成，与祭者七十余村，有二十一世孔贤，因各村老谱失传者，约各村记几世，即自几世序之汇印成牒。”旧谱的佚失给续修族谱带来一定的困难，也容易造成世系的不详。族谱失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自宋以后，北方动荡较大，受北边各族的入侵较多，致使迁徙频繁。同时，北方高氏较为集中，各宗支混杂相居也为修谱带来一定的难度。郓城《高氏族谱》又载：“其间逃而复还者又不知几高氏与焉，迄今五百余载矣，迁于彼又迁于此者更不知几高氏与焉。”而南方高氏宗系则较为单一，各宗支一般多聚族而居，据江苏常州《芳田高氏族谱》记载，高氏“星罗郡东殆遍”，合计有五六百家，被称为“郡东望族”。同姓同宗同支聚族而居，有共同的祠堂，共同的义田，这样就从根本上使修谱续谱有了保证。当然这并不是说北方高氏族性不强、淡于谱事，事实上北方高氏谱要比南方多，只是囿于诸多因素的限制才造成上述情况的。不过，从北方各高氏族谱来看，山东、河南、河北、山西、陕西、辽宁等省区的高氏，也包括一些南方高氏多为渤海高氏后裔。不论迁徙多么频繁，宗支多么混乱，但最终都能追到渤海这一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