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书圣”王羲之

　　王羲之，字逸少，山东临沂人，是东晋名相王导的侄子，我国历史上最着名的大书法家，人们尊称他为“书圣”。

　　王羲之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书法，不论寒暑，练字从不间断。他每天写完字，就到门前的池塘去洗笔砚。久而久之，池塘的水都因此而被染黑，人们便称之为“墨池”。

　　公元353年，王羲之与谢安等41人聚宴于兰亭，面对满目春色，王羲之文气崩发，写出名传千古《兰亭集序》一文，文中“之”字甚多，且文体各异。后来，王羲之又多次重写，但都不如在兰亭所作。后来，“兰亭之会”成了高朋聚首的代名词。

　　王羲之在中国书法史上最大的贡献就是开辟了草、楷书结合的行书体。他的代表作品《兰亭集序》有“天下第一行书”之称。

　　2.“初唐四杰”之一王勃

　　王勃（650～676），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少年时即有“神童”之称，博学多才。十五岁举幽素科，授朝散郎。后为沛王府侍读，因戏作斗英王鸡檄文，触怒高宗，斥逐出府。遂南游巴蜀，漂泊西南。返长安后，补虢州参军，因事免官，其父亦受累贬交趾（今越南河内）令。王勃赴交趾省亲，渡海堕水，受惊而死。善为文，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齐名，时称“四杰”。后人评其诗，亦列初唐四杰之首。所作诗清新流畅，质朴自然，是新旧诗风过渡的标志。

　　3.中国古代最着名的改革家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人，是北宋着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思想家。

　　王安石幼年时已饱读诗书。据说他曾三次到大学者周敦颐的门下求学，周敦颐听说他心高气傲，有意想使他多碰钉子，便三次都闭门不见，王安石愤怒地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的学问出自六经，难道我不能也从六经悟出些玩意儿吗？”自此再也不去拜见。后来，王安石任提点江东刑狱，此时周敦颐仕途不顺，还是他的下级。两人相见后，各言所学。过后，王安石仔细琢磨周敦颐的话，学问上大有长进。

　　王安石入朝为官时，最初与北宋重臣司马光相交甚厚，后来因双方在政治立场上一个保守而另一个力主革新，于是逐渐疏远。在神宗任用王安石为相、实施着名的“王安石变法”之际，司马光以朋友之间应互相督促行善的道理，数次写信给王安石，要他放弃新法，王安石很不高兴。新法实施以后，司马光上书，历数新法的害处，不久，名臣韩琦也上书规劝神宗停止实施青苗法，神宗似有所感，打算同意韩琦的意见。然而在革新派的大力鼓动下，新法最终还是推行了。

　　王安石不仅在政治上影响深远，在文学上也有很大成就，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便是明证。

　　4.国学大师王国维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是我国近代享有国际盛誉的着名学者。1903年起，任通州、苏州等地师范学堂教习，讲授哲学、心理学、逻辑学，着有《静安文集》。

　　1907年起，任清政府学部图书局编辑，从事中国戏曲史和词曲的研究，着有《曲录》、《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重视小说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开创了研究戏曲史的风气，对当时文艺界颇有影响，辛亥革命后以清室遗老自居。至死，王国维都没有剪掉作为旧时代象征的辫子。

　　1923年春，当时溥仪小朝廷要选海内博学之士，王国维经推荐，到北京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五品）。

　　次年冬天，冯玉祥“逼宫”事件发生，王国维结束了“南书房行走”的工作。其后胡适、顾颉刚等人请他出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王国维推而不就，仅任教授；以其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朴素的生活影响了清华学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时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

　　1927年在北京颐和园投水自尽，给中国知识界留下了深深的战栗和遗憾，也给后人留下了难解之谜。

　　当时的一些清朝遗老把王国维比作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清史稿》还为他立了个“忠义传”。一向苛以誉人的鲁迅先生认为“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热风？不懂的音译》）。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