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一个充盈水墨江南气韵的名字，一座隐藏在粉墙黛瓦、清溪兰桥中的古城。

这里诞生过影响一国之气运的大商人，这里出现过执文坛牛耳的大文人，这里曾发生过令后人击节扼腕的传奇故事，这里是一个被历史垂青的地方。

徽州人聚族而居，一村一姓的情况相当普遍。我们的第一站是歙县一个古老的村落，名为棠樾。这个村落的居民，则绝大多数姓鲍。我们探访的第一个家族，也就是棠越鲍氏家族。

据《姓苑》记载，鲍姓“系出姒姓。夏禹后。春秋时杞公子有仕齐者，食采于鲍，因以命氏。”隋朝末年，歙县有一鲍氏族人，名叫鲍安国。他是新安太守鲍弘之后，家有良田千顷，珍珠宝玉无数，适过太平日子。然天不遂人愿，隋末各地大乱，纷争不休。鲍安国妻弟汪华素有胆略，有保境安民之志。眼见战火就要殃及亲族，便召集乡众，拥兵自立。

鲍安国为人颇识大体，知道如此境地不能坐视不理，于是散尽家财资助汪华。后来汪华投效李唐，被封为“越国公”，人称“汪公菩萨”。因鲍安国效力有功，对鲍家也多方照顾。鲍家人感念汪华，把居住的村落取名“唐越”，即纪念“唐越国公”之意。后引《诗经·甘棠》典故，转为“棠越”，一直沿用至今。

斗转星移，往事如云如烟，只有这座宗祠敦本堂仍如一位老者每天品茗坐观匆匆春秋。这是一座典型的徽派建筑，梁架巨大，气度恢弘，木文以原色为主，不上漆色，并有许多繁复精致的石雕木刻。这是一个家族的一切源头，所有的故事，都在此发端。

徽州人尚文，鲍氏祠堂内有一方石刻。在这方长宽都不足二尺的石刻上，用正体小楷写下一篇叫做《鲍氏义田记》的文章，记述鲍氏先祖为族人兴建义田的事迹。石刻的落款人，则叫做刘石庵。这个让许多人有些陌生的名字，实际上有着另外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刘墉。

刘墉这个清乾嘉年间的重臣，经过后人的不断演绎与塑造，成为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在中国老百姓中间有着非常高的知名度。而鲍氏修建义田照理说来是家族内部事务，本不应劳动刘墉这样的名臣为之撰文纪念。那么，棠越鲍氏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家族，可以与当朝重臣结交？

以商入仕，以仕保商，这种官商结合的形式是大部分徽州家族的生存之道。在民国时期编纂的《歙县志》中，专门收录有歙县宦绩卓著的人物，其中在明清两代，鲍氏家族占有近十人。《歙县志》是比较正统的地方志著作，对所收录的官宦有严苛的标准，只有在朝廷尽心竭力、或在地方政绩卓著的官吏才能入选。

在鲍氏祠堂之外的建筑群落，就是祠堂故事标题的详细演绎，它们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叫做“棠樾牌坊群”，共有七座石制牌坊，都是古代皇帝为旌表鲍氏族人所建。

最早的一座建于明朝中叶弘治年间，历五百年风雨而至今，保存依旧十分完好。这个牌坊群是中国现存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牌坊群落。

牌坊在古代保存下来的也有很多，但集群而处的情况很少，七座牌坊组成的大型集群则更是只此一处。当你走到牌坊群的时候，你就会被它整个的气势所震撼，每一个牌坊的背后都有一个很长的故事，有的故事可能还有些血泪心酸。

徽商是到明清才开始兴盛起来的，在这之前漫长的历史里，棠越鲍氏始终以读书取士为立族之本。在鲍氏宗祠内，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位列朝班的先祖画像，其中有一幅画中人顶盔戴甲，一身戎装，英武不凡，这就是鲍氏家族官阶最高、也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先祖，鲍象贤。

云南古称滇南，那里丛林莽野、瘴疠弥漫，历来是逐客谪臣羁栖之所。明嘉靖年间，云南一些土官土舍那叛乱，当地知府及招降使均被杀害，一时间边境风声鹤唳，朝廷急派大军镇压。而担任行军主将的人，正是鲍象贤。此时鲍象贤屯兵临安却并不着急进攻，而以收纳民心为第一要务，颁布了一系列安抚百姓的措施。一时间民心齐向，不费一兵卒，敌军不攻自破。鲍象贤巡抚云南多年，离任后百姓感念恩德，为他建祠祭祀。这在整个明王朝都是绝无仅有的。

鲍象贤一生南征北战，立下偌大军功，却因个性过于耿直，一直受到猜忌，郁郁而终。然他一腔报国心至死未变，作为一代良将忠臣，鲍象贤确为鲍氏家族为官楷模。他死于明隆庆年间，五十余年后，天启皇帝特下圣谕，在他的家乡建起一座“尚书坊”，以旌表其人品武功。而鲍氏族人对死后多年朝廷才旌表的做法心怀不满，但又不便明言。因为鲍象贤曾授御史贤，于是他们就建起这座骢步亭，“行行止止，避骢亭御史”，名为纪念铁面御史鲍象贤，实为鲍象贤鸣不平。

每一个古老的家族，若能长久地延续，就必然有一个维系全族人的精神核心，是为家族立族之本。棠越鲍氏家族，在古徽州地区屹立千年而辉煌以继，他们的立族之本就是五伦的核心——孝。慈孝的传统品德在鲍氏家族可谓是盛传已久。

南宋末年，乱兵起于四方，当时的徽州府内民不聊生。有一对棠越村的父子鲍宗岩、鲍寿孙，不慎被乱军抓获，二人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乱军戏弄他们，声称只杀一人，孰料父子争死，以求他生。此时刮起一阵怪风，乱军们吓得一哄而散，鲍氏父子两也神奇得救了。这个故事载于《宋史》，明朝弘治皇帝曾下旨修建牌坊，就是坊群里的“慈孝里坊”。其上刻有永乐皇帝为之亲题的“鲍家父子全仁孝，留取声名照古今”，清乾隆皇帝听闻这个故事后，赞颂鲍家“天下慈孝无双里”。

还有一位“千里寻父，割股疗亲”的孝子鲍逢昌，据记载，鲍逢昌之父离乱外出多年，杳无音讯，逢昌十四岁时便沿路乞讨，在千里之外的一个破庙里把父亲接回了家。后其母生病，他又攀崖越洞，甚至割股做药为母治病。皇帝称其孝行感动天地，于是下旨给他立坊旌表。

鲍氏祠堂的一面墙上刻有先祖所著的《鲍氏五伦述》。五伦之中，首重孝道。而棠越鲍氏慈孝治家的结果也是成功的，这个家族百年来孝子频出，绝少忤逆不法之徒。就是鲍氏家族史上最大的富商鲍志道，当初一文钱闯天下也是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

徽州山高林深，地狭人稠，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之称，因此只能向外发展。鲍志道十一岁就被同乡带到扬州经商，开始他当然是不名一文的，只是鲍志道为人勤恳又思虑周全，在他二十岁时，终于天道酬勤，一位吴姓大盐商在扬州招募经商幕僚，这对鲍志道说是一个绝好的进身之阶。吴家安排了各类考验应试者能力的题目，鲍志道都对答得体。考试结束后，吴家给所有人端上一盘当地水饺，众人以为此是吴家在犒赏大家，不以为意，然而鲍志道却多了个心眼。过了几天，吴家再将大家召集起来时首先就问吃了几个饺子，里面有多少种陷，鲍志道很细心全都讲出来了。因此鲍志道进入吴家后很快就委以重任，吴氏盐商的生意经鲍志道的打理，几年之内连翻数番。鲍志道也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许多经验和资本，并开始独立经营。

鲍志道的生意日益做大，是从获得盐运资格开始的。古代盐业是国家垄断，民间盐商必须在官府监督下才能经营盐业，因而盐商与官府过往甚密。鲍志道以经营盐业起家，一直做到两淮盐务总商，号称江南首富，这与他上交王侯将相，又贾而好儒的气质是有关的。当时的纪昀，刘墉等名士都与他交情匪浅。

刘墉为其家族义田作文纪念，纪昀更是曾为之作墓志铭，并撰有《鲍肯园先生小传》，记叙其平生言行。而当乾隆皇帝御驾南巡至淮扬，亲见鲍志道之后，龙颜大悦，亲自撰联，称赞他的家族为“慈孝天下无双里，衮绣江南第一乡”。鲍志道的儿子鲍漱芳承继父业，在嘉庆年间向朝廷捐粮十万担，捐银三万两，修筑河堤八百里，发放三省军饷，皇帝为此特敕建“乐善好施坊”。

鲍氏家族虽是巨富之家，但他们平时生活却十分节俭，这与他们注重礼法的家族修养有关，另一方面也有自保藏锋之意。然而树大招风，盐商与腐化的官员打交道极易惹祸上身，鲍氏盐商也曾险遭免顶之灾。在鲍氏祠堂内，有一座《嘉庆三道圣谕碑》，记载的就是这段无可奈何的家族往事。刻碑人叫鲍启运，号芳陶，是鲍志道的兄弟，他也曾做过盐法道员。

嘉庆九年，短短一个月内，皇帝连发三道圣旨严令他督办淮北盐运，使这个家族陷入一片恐慌之中。原来当时扬州盐运使司佶山命鲍启运代收淮北盐场盐税，然而淮北盐场刚遭天灾，损失惨重，盐商根本无钱交税，鲍启运称病推辞，却引来了三道圣旨。盐税是主管盐运官吏们中饱私囊的主要来源，佶山此举用意在于勒索钱财。鲍启运无奈之下，只能拿出白银五万两充作“税款”，一场大祸才告平息。后来他将三道圣旨刻于碑上也是告诫后人莫要忘此“难言之痛”。如骢步亭一样，这座石碑诉说的也是鲍氏家族千年以来所历的风雨坎坷。

鲍氏家族以孝治家，供奉先祖的祠堂修建得十分宏阔。然而古代礼法规定女不入祠，鲍启运对此深以为憾。他自幼丧母，由大嫂汪氏抚养长大，因此鲍启运对有养育之恩的汪氏感情很深。汪氏去世后，他在村中修建一座女祠清懿堂，专门奉祀族中女性。

女祠受奉的女性除有孝子为母亲等立下的灵位外，更重要的是族中的节烈女子。受程朱理学影响，徽州地区对女子节操控制的非常严苛；非但不能改嫁，就是不得已做了侧室，也是不可磨灭的污点。徽州女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她们的一生是不幸苦涩的，然而也正是她们的支持，造就了一个辉煌的徽州商帮。

鲍氏宗祠、牌坊群、女祠和大大小小的古民居，完成了棠越鲍氏历史景观群的塑造。鲍氏家族也以它们为载体，用同宗同族的血缘将族人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如今的棠越鲍氏后人已不止生活在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更多的走向全国各地，走向宝岛台湾，甚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然而不论他们身处何地，这片古老悠久仍勃发生机的徽州大地，始终是他们牵连不断的一片乡土。他们，永远是徽州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