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范氏诗文世家》

    中国传统文化重祖训重传承重文脉重诗教，古谚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名句，大概莫过于“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了。但“诗书继世”作为一种名山事业和文化标识，真正做到的确如凤毛麟角。在中国文学史上，就诗文世家而论，能够名垂史册的不过三国时期之三曹父子、北宋时期之三苏父子、明代晚期之袁宏道兄弟、清代桐城派散文大师方苞家族以及“五四”前后之周树人兄弟数例而已。一般而言，能做到三代出诗人已经是了不起的“诗书继世”之家了。南通范氏家族自明代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至今续十三代诗人，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史无前例。

诗文世家与时代变迁

    南通范氏，据北京图书馆所藏之《范氏宗谱》和《范氏支谱》、苏州图书馆所藏之《范氏家乘》等古籍文献记载，本是宋代名臣范仲淹之后，为范仲淹次子范纯仁（忠宣公）一脉。范氏祖居苏州，然而北宋覆亡之际，范氏家族不得不南迁至江西抚州临川县。此后，再经南宋覆亡之乱及蒙古铁骑之南下，范家各支脉遂风流云散，一支远戍沈阳，另一支由盛甫公带领，举家迁居江苏南通，成为通州范氏之祖。此时距先祖范仲淹已经是第十代了。 　　

    南通范氏起自明代末期的范应龙为有史可证的第一代诗人，也是范家数百年诗教传统的开山鼻祖，即从范曾上溯第十二世祖范应龙，十一世祖范凤翼、范凤彩，十世祖范国佑、范国禄；九世祖范遇，八世祖范梦熊，七世祖范兆虞，六世祖范崇简，五世祖范持信，高祖范如松，曾祖范铸（伯子）及叔曾祖范钟、范铠；祖父范罕及叔祖父范毓、范况，父亲范子愚，兄长范恒、范临，直至范曾。

    细细研读范氏家族以诗文所记录的从明代到当代的400年历程，不禁使人眼界顿开，心生感慨，那真是国运与家事荣辱相伴，时局与诗笔悲喜相连。譬如，由明末宦官魏忠贤所引发的“东林党争”，是明朝覆亡的内因之一。在该书第一册范凤翼卷中，对此就有着非常真切而直观的描述。这是因为，作为明朝吏部要员的范凤翼，早年曾力推清流贤才，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东林书院”中坚的顾宪成和高攀龙。后范凤翼因耿介直言而被朝中宵小诬陷排挤，而范公刚直不阿，毅然挂冠而去。即使这样，魏忠贤之流依然不肯放过范凤翼，在他赋闲多年之后，还将他“削籍为民”，并“追夺诰命”。　　

    再如，清代康乾时期大兴“文字狱”，一时间，举国上下舞文弄墨者无不闻风丧胆、草木皆兵。康熙十一年，“文字狱”的高潮尚未到来，但范家已然感受到早冬的寒意。范凤翼之子范国禄因受命纂修《通州志》得罪权臣，以至无法在原籍立足，不得不浪迹四方，十年不得返乡。

    自此之后，历经范遇、范梦熊、范兆虞、范崇简、范持信五代，适逢康熙晚期与乾隆年间的“文字狱”高峰期，这对诗文世家来说是灭顶之灾。

    在范氏诗家中，反映时代最透彻、描摹现实最深刻者，莫过于范当世伯子先生。他生于忧患之期，长于动乱之世，虽他终生为布衣，却以高洁的人格深厚的学养超逸的才华奇谲的诗篇，为政要所推重，为士林所钦仰，为乡里所尊崇，成为范氏诗文世家的一座高峰。

诗文世家与文人品节

    南通范氏的诗教家风，绝非只体现在研读古典、吟诵辞章、习诗作文等表面形式上。中国传统诗教的核心，在于培养一种文人的士气和品节。南通范氏的一代代诗人们，其诗歌创作的数量或有多寡之别，艺术水准或有高下之分，但在文人士气与品节上却是一脉相承的。 　　

    南通范氏既为宋代大儒范仲淹之后，自然深受其“先忧后乐”观念的影响，秉承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原则，当其奋发有为之期，则积极投身社会，力求有所奉献；一旦兼济天下的理想无法实现，则立即退隐山林，清流自守，与污浊之气一刀两断，以此来保全自身人格的完整。这种处世原则在范氏的诗教传统中，一再被践行着。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范应龙和范凤翼父子。

    明万历二十六年，26岁的范凤翼中了进士。朝廷任命他为直隶（今河北省）永平府滦州知州，那是一个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肥缺。然而范凤翼一听此说，竟深以为耻，自愿去顺天府当了个儒学教授。后来又转任户部和吏部，均以正直耿介、公道敢言而为士林所敬重，为奸佞所忌恨。终于在万历三十八年被逼无奈，告病归隐。当时他的上峰极力挽留，但他矢志不改，绝无委曲俯就之意。

    尤令后人称道的是，范凤翼此番归隐，自筑“退园”以明志，从此笑傲山林，吟诗作画，凡30余年不复出山。其间，朝中正直之士屡次举荐，故旧门生数番登门，皇帝也八次下诏，一而再、再而三地委任他更高的官阶更要害的岗位，希望这位德高望重的名臣重回朝班，而范凤翼却不为所动。他在一道回复疏文中这样写道：“臣归如纵壑之鳞，定林之鸟，自慰可以永谢罻罗，长辞网罟，于己无患，与人无争也。”　　 　　

    在范家的诗教传统中，盖凡五斗折腰之举，则拒之若瘟疫；驰骛争逐之事，更避之如腥膻。前文提到的那位范应龙老人，以明经高第而为直隶庆云县令，可是这位老先生只在任上干了五个月，便弃官归里。“庆云之人共挽而留之，终不可得。”而他回到南通之后，立即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尊腰馆”，取的恰恰是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之意。

明白了乃父之所为，也就不难理解：其子范凤翼何以会如此执着地辞官不出了。这就叫“有其父必有其子”，长辈言传身教，晚辈耳濡目染，家风如此，代代相传，久而久之，自然沿袭成为范氏家族的行为规范了。

诗文世家的“昆仑之巅”

    钱仲联先生在论及南通范氏诗文时，用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比喻，说“南通范氏既高踞诗界昆仑之巅”，作为当今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界的泰斗，他的这一断语，不啻是重如鼎鼐。

    范伯子绝意于仕途，以布衣诗人而啸傲文坛，同时热心兴办教育，先后担任冀州武邑观津书院山长、通州东渐书院主讲，并出任过三江示范学堂总教习（校长）。晚年则与挚友张謇一道，倾力筹建家乡中学和小学，直至因病去世，享年51岁。

    在同光年间，范伯子与陈散原并为诗坛领袖，可谓双峰并峙。光绪十九年，陈范两家议结儿女姻缘，范伯子之女孝嫦适陈散原之子陈衡恪。陈散原三立先生为一代名臣之后，生于位高权重之家，但他对一介寒士范伯子卓荦群伦之识见、汪洋恣肆之才华却是慧眼独钟，尤其对伯子之诗推崇备至，说他“苍然放块之气，更往复盘纡以留之。盖于太白、鲁直二家通邮置驿。”并在读罢范伯子的《中秋次韵高季迪》一诗之后，仰天赞道：“苏黄而下，无此奇矣！”

张謇是范伯子相伴一生的挚友，在伯子弥留之际，张謇曾亲赴上海探望，并在日记中记录了两人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形。范伯子逝世后，张謇主理丧仪。

     范伯子逝世于光绪30年（1904年），34年后，他的曾孙范曾出生了。伯子先生与范曾之间隔着两代人，即伯子先生的长子范罕（范曾祖父）、长孙范子愚（范曾之父），皆承继了诗文世家的血脉，前者有《蜗牛舍诗》传世，后者有《子愚诗钞》印行。范曾先生生于这样一个家庭，自然身受浸染，沐浴诗教。据他自述：“余自弱冠即随先严学诗，10岁而诵《离骚》，12岁背《万古愁曲》，俯仰吟哦，感慨悲怆，有不可自胜者。”

范曾的早年诗作，常以新诗的面目出现，却蕴涵着古诗的功底，虽以白话出之，时夹俚语，却又巧用排比对仗，显得亦庄亦谐，别具一格。其后，随着画艺突飞猛进，画名日渐盛隆，“题画诗”逐渐成为范曾诗作的主角，而“题画诗”多以古典诗歌的形式出现，刚好给他提供了用武之地。正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书画相映成趣水乳交融，构成了范曾艺术的独特风貌。

    1985年，范曾的第一本诗集《范曾吟草》问世。从此以后，诗人范曾与画家范曾，相与表里，并驾齐驱，驰骋于画坛文场，成为中国文化界一个无可替代的存在。近年来，范曾对诗歌艺术愈发痴迷，尤其是还甲之后，诗思更如涌泉喷发，长篇短句，佳作迭出，其诗风也呈现出某些耐人寻味的变化，渐渐从早年的激越昂扬、忧思难忘，转向空灵恬淡、独自沉吟。

    作为范氏诗人之家的第十三代传人，范曾先生以自己大量的杰出诗作，丰富了当今并不兴盛的古典诗坛，赓续了家族的诗脉，成为范氏诗文世家中一座新崛起的高峰，这是足堪告慰于范氏先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