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祖李渊（566年－635年6月25日），字叔德，陇西成纪人，祖籍邢州尧山[1] ，唐朝开国皇帝。 李渊出身于北周的贵族家庭，七岁袭封唐国公。 开皇中，历任谯、陇、岐三州刺史，隋炀帝即位后，李渊又历任荥阳（今河南郑州）、楼烦（今山西静乐）二郡太守。后被召为殿内少监，又升卫尉少卿。 大业十一年（615年），李渊拜山西河东慰抚大使；大业十三年（617年），又拜太原留守。 隋末天下大乱时，李渊乘势从太原起兵，攻占长安。 义宁二年（618年）农历五月，李渊接受其所立的隋恭帝的禅让称帝，建立唐朝，定都长安，并逐步消灭各地割据势力，统一全国。 武德九年（626年），玄武门之变后，李渊退位称太上皇，禅位于儿子李世民。 贞观九年（635年），李渊病逝。谥号太武皇帝，庙号高祖，葬在献陵。 上元元年（674年）农历八月，改上尊号为神尧皇帝。天宝十三载（754年）农历二月，上尊号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 家世背景 李渊是十六国时期西凉开国君主李暠的后裔，世代显贵。陇西成纪[4] （今甘肃省秦安县西北），一说是陇西狄道（今甘肃省临洮县）[5] ，祖籍邢州尧山（今邢台市隆尧县）[3] 。 李渊的祖父李虎，在西魏时官至太尉，是西魏八柱国之一。李渊的父亲李昞，北周时历官御史大夫、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袭封唐国公[6] 。李渊的母亲是隋文帝独孤皇后的姐姐[7] 。 北周天和元年（566年），李渊出生在长安。李渊七岁时，父亲李昞去世，其袭封为唐国公。李渊长大后，为人洒脱，性格开朗，待人宽容。 镇守太原 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正式任太原留守、晋阳宫监，成为这一地区最高军政长官。李渊奉命率兵征讨历山飞贼甄翟儿，与甄翟儿遭遇在河西郡（今山西汾阳）的雀鼠谷，李渊大获全胜。 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李渊招降纳叛，不断扩充自己的实力。李渊之子李世民知隋必亡，暗中结交豪杰，招纳逃亡之人，网罗各种人才。 入定关中 誓师后，李渊与长子建成、次子世民挥师南下，先后破守霍邑（今山西霍县）的隋鹰牙郎将宋老生、渡黄河，对守河东的隋将屈突通围而不攻。迅速向西南挺进。当时，隋炀帝远在江都（今江苏扬州），关内隋军力量薄弱；中原瓦岗军与王世充激战方酣，均无暇西顾。因此李氏父 子进军神速，大业十三年（617年）农历十一月间攻入长安。 李渊进入长安不久，就宣布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拥立炀帝孙代王杨侑为帝，改元义宁，是为隋恭帝。恭帝进封李渊为唐王、大丞相、尚书令，以李建成为唐王世子；李世民为京兆尹，改封秦国公；封李元吉为齐国公。 登基为帝 义宁二年（618年），李世民徙封赵国公。同年农历三月，隋炀帝在江都被禁军将领兵变杀死。同年农历五月，隋恭帝被迫禅位于李渊，李渊即皇帝位于长安，国号唐，建元武德，定都长安，是为唐高祖。李渊以李世民为尚书令。不久，又立李建成为皇太子，封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 因病去世 李渊做太上皇以后，开始的几年是在太极宫生活的。一直到贞观三年（629）农历四月，他才从太极宫迁出，搬到了大安宫。[26] 在大安宫生活期间，李渊除了参加李世民举行的一些宴会外，几乎不曾离开过大安宫。李世民经常到九成宫（即隋朝的仁寿宫，位于今陕西麟游）避暑，李渊也不愿意出行。 贞观八年（634）农历十月，李世民决定在宫城的东北方向营建大明宫，作为太上皇的“清暑之所”。（由于第二年李渊病死，大明宫没有建成，一直到高宗之世，大明宫才渐成规模。） 贞观九年（635年）农历五月，李渊因病驾崩于垂拱前殿，年七十一岁，庙号高祖。同年农历十月，安葬于献陵（今陕西三原县内），其妻窦氏也加号太穆皇后祔葬。 李渊称帝后，百废待举。他一面组织力量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一面注意加强政权建设。唐朝前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制度，在李渊时期基本上初具规模。[28] 政治 政治体制方面，李渊继承了隋朝的制度，又有一些发展。唐朝中央建立政治制度概括地说是三省六部二十四司。三省是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尚书省掌管全国政令，是命令的执行机关。下属共有六部，即吏、户、礼、兵、刑、工。吏部掌管官吏的选用、考核与奖惩；户部掌户籍和赋税；吏部掌礼仪和科举；兵部掌军事；刑部掌刑狱；工部掌土木工程；每部又分四司来作为办事机关。中书省负责皇帝诏书的起草，是决策机关。门下省则审核中书省起草的诏书，不合适的驳回修改。监察机关是御史台，职责是监督、弹劾文武百官。 地方的政权机构基本是两级，即州和县。长官分别是刺史和县令。刺史每年要巡查各县，考核官员政绩，还负责举荐人才。县令要负责一县的各种事务，官很小，却是最繁忙的官员。[28] 军事 制度 唐朝军事制度为府兵制，是一种职业兵制。这种制度创始于西魏的宇文泰时期，经过北周、隋朝，沿用至唐朝。在太原起兵进军长安的途中，李渊就逐步将手下军队纳入了府兵制度中。府兵制将练兵权和领兵权分离，以防止将领拥兵自重，对抗中央。府兵制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是兵农合一的制度，士卒平时在家生产，战时出征。农闲时由兵府负责操练，提高战斗力。在隋文帝时期，曾实行过这种制度。府兵的重要职责是轮流到京师或者边塞服役，叫做“番上”，战时则出征御敌。在服役期间，士兵可以免除自身的租和调，但不论“番上”还是出征，所需的兵器和衣服粮食等都要由自己负责筹备。府兵制从根本上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它不但能扩大兵源，也能保证战斗力。而北方的游牧民族如突厥，其骑兵来源和府兵制相似，但都是牧民组成，平时没有什么军事训练，所以，在和训练有素的内地军队的较量中，虽然他们总在数量上占优势，但战斗力却很弱，经常打败仗。[28] 对外战争 唐朝开国后，许多地方还在分裂之中，农民起义军和隋朝残余将领割据各地。李渊在长安安定之后便开始了长达10年的统一战争。 经济 唐朝赋役制度主要是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均田制：丁男授田一顷，包括口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对于贵族田地也有限制：从亲王到公侯伯子男，授田数从一百顷到五顷不等。在职的官员从一品到九品，授田数从三十顷到二顷不等。此外，各级的官员还有职分田，用地租补充，作为俸禄的一部分。均田制对土地的买卖也做了限制，官僚和贵族的永业田和赐田可以买卖，百姓在贫穷无法办理丧事时可以卖永业田，从人多地少的地方往人少地多的地方搬迁时也可以出卖永业田。 唐高祖李渊在实行均田制的基础上，又实行了租庸调制：受田的农民，每丁每年要交粟二石，这是租；每年交绢二丈、绵三两，或者交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这是调；每丁每年服役20天，不服役可以折算为每天绢三尺，这是庸。假如官府额外加了役期，加够15天则免调，加30天免租调。每年的加役最多30天。唐朝的租庸调制与隋朝的相比，用庸代替服役的条件放宽了很多，更有利于农民从事农业生产。 《旧唐书》：“有隋季年，皇图板荡，荒主燀燎原之焰，群盗发逐鹿之机，殄暴无厌，横流靡救。高祖审独夫之运去，知新主之勃兴，密运雄图，未伸龙跃。而屈己求可汗之援，卑辞答李密之书，决神机而速若疾雷，驱豪杰而从如偃草。洎讴谣允属，揖让受终，刑名大刬于烦苛，爵位不逾于珝轴。由是攫金有耻，伏莽知非，人怀汉道之宽平，不责高皇之慢骂。然而优柔失断，浸润得行，诛文静则议法不从，酬裴寂则曲恩太过。奸佞由之贝锦，嬖幸得以掇蜂。献公遂间于申生，小白宁怀于召忽。一旦兵交爱子，矢集申孙。匈奴寻犯于便桥，京邑咸忧于左衽。不有圣子，王业殆哉！” 赞曰：“高皇创图，势若摧枯。国运神武，家难圣谟。言生床笫，祸切肌肤。《鸱鸮》之咏，无损于吾。”[29] 《新唐书》赞曰：“自古受命之君，非有德不王。自夏后氏以来，始传以世，而有贤有不肖，故其为世，数亦或短或长。论者乃谓周自后稷至于文、武，积功累仁，其来也远，故其为世尤长。然考于《世本》，夏、商、周皆出于黄帝，夏自鲧以前，商自契至于成汤，其间寂寥无闻，与周之兴异矣。而汉亦起于亭长叛亡之徒。及其兴也，有天下皆数百年而后已。由是言之，天命岂易知哉！然考其终始治乱，顾其功德有厚薄与其制度纪纲所以维持者何如，而其后世，或浸以隆昌，或遽以坏乱，或渐以陵迟，或能振而复起，或遂至于不可支持，虽各因其势，然有德则兴，无德则绝，岂非所谓天命者常不显其符，而俾有国者兢兢以自勉耶？唐在周、隋之际，世虽贵矣，然乌有所谓积功累仁之渐，而高祖之兴，亦何异因时而特起者欤？虽其有治有乱，或绝或微，然其有天下年几三百，可谓盛哉！岂非人厌隋乱而蒙德泽，继以太宗之治，制度纪纲之法，后世有以凭藉扶持，而能永其天命欤？”[2] 苏辙：“唐高祖起太原，其谋发于太宗，诸子不与也。及克长安，诛锄群盗，天下为一，其功亦出于太宗。盖天心之所副予，人心之所归向，其在太宗者审矣。至立太子，高祖以长立建成，建成当之不辞。于是兄弟疑间，卒至大乱。夫建成不足言也，其咎在高祖。”[30] 张燧：“古今杀降之甚者，莫甚于唐高，而项羽、白起弗与焉。薛仁杲降则杀之，王仁本降则杀之，萧铣降则又杀之，其他盖不胜数也。或谓出太宗意，然而太宗未尝杀颉利也。独当时何无一言救止 岂其力不能得之，文静之死，而无及于数子耶！”[31] 《剑桥中国隋唐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高祖是中国一切史书中最受贬低的一位君主。他的声誉之所以蒙受损失，第一是因为事实上他的统治时期很短，而且是夹在中国历史上两个最突出的人物的统治期的中间：他前面的统治者是大坏蛋隋炀帝，他后面的则是被后世史家视为政治完人的唐太宗。第二，已如上述，是因为他建立唐王朝的功绩被他的接班人精心地掩盖了。实际上，唐高祖举兵反隋时尽管已年过五十，上了年纪，他仍然不失为一个有雄心壮志而又生气勃勃的和干练的领袖人物。有充分材料可以证明，他具有不凡的抱负，而且毫无疑问，恰恰是他策划了太原起事，并胜利地引导唐军进抵隋都。他对李密和东突厥人的外交攻势使得唐军能夺取大兴城，并且使得唐军能组织和加强在陕西的力量而无虞敌军的阻碍。后来，他的大赦、封官许愿和大加赏赐的政策，再加上李世民在战场上的胜利，有助于使新王朝取得很多必要的支援，并且促成了全国的重新统一。也正是唐高祖其人建立了初唐的制度和政治格局。武德之治，从任何现实标准来衡量，都算得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从其结果来看，唐王朝已经打下了坚实的行政、经济和军事基础。总而言之，唐高祖为他儿子的辉煌统治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 反隋争议 唐朝建立第一件事就是晋阳起兵。晋阳起兵谁是首功，历史上有两个答案，或者是李世民，或者是李渊。 一、李世民首谋论 《旧唐书·高祖本纪》：“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劝举义兵。”[29] 《新唐书·高祖本纪》：“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阴结豪杰，招纳亡命，与晋阳令刘文静谋举大事。计已决，而高祖未之知，欲以情告，惧不见听。”[2] 《新唐书·太宗本纪》：“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 《旧唐书·太宗本纪》记载：“时隋祚已终，太宗潜图义举，每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 《资治通鉴》记载：渊与裴寂有旧，每相与宴语，或连日夜。文静欲因寂关说，乃引寂与世民交。世民出私钱数百万，使龙山令高斌廉与寂博，稍以输之，寂大喜，由是日从世民游，情款益狎。世民乃以其谋告之，寂许诺。[12] 《旧唐书·裴寂传》是另外的一种记载：大业中，历侍御史、驾部承务郎、晋阳宫副监。高祖留守太原，与寂有旧，时加亲礼，每延之宴语，间以博弈，至于通宵连日，情忘厌倦。时太宗将举义师而不敢发言，见寂为高祖所厚，乃出私钱数百万，阴结龙山令高斌廉与寂博戏，渐以输之。寂得钱既多，大喜，每日从太宗游。见其欢甚，遂以情告之，寂即许诺。寂又以晋阳宫人私侍高祖，高祖从寂饮，酒酣，寂白状曰……高祖曰：“我儿诚有此计，既已定矣，可从之。”[33] 二、李渊主谋论 有历史学家根据当年的纪录考证，提出反隋是李渊本人意思的说法。依据是李渊起兵时，李世民年纪尚幼。[34-35] 生日争议 据《册府元龟》记载，李渊以北周天和元年（566年）十一月丁酉（儒略历12月21日，格里历12月23日）生于长安。[36] 据《旧唐书》太宗在贞观八年三月甲戌（初三）上寿，推其天和元年应为4月8日。[29] 出生地争议 据《旧唐书》和《新唐书》记载：李渊出生在长安。[4] [5] 2003年12月，张振龙教授在论文《唐高祖李渊生地考》中提出李渊出生在陕西省高陵县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