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杜氏家谱》与杜氏家族

          “姓氏之学，最盛于唐”，但五代后，“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文献通考.经籍考· 史部·谱牒》转录宋代各志著录的唐代家谱共11种，计有《姓源韵谱》、《元和姓纂》、《李氏皇室维城录》、《李氏房从谱》、《圣唐偕日谱》、《唐宰相甲族》、《唐相门甲族》、《诸郡氏谱》、《唐杜氏家谱》、《唐鲜于氏卓绝谱》、《天下郡望氏族谱》、《姓苑》。其中除去官修谱牒以及私修的合谱外，三部为李唐宗室谱，纯粹的家谱仅两部,即《唐杜氏家谱》、《鲜于氏卓绝谱》。可见不用说今人，即便是马端临，也难尽窥唐人家谱之全豹。而要了解唐私家谱牒的修纂、体例等具体问题，显然是非常困难的。笔者在对唐代杜氏家族的研究过程中，接触到了一些士族家谱的材料，试联缀成篇，以期有助于唐代家谱的研究。

　　　　一 杜信与《唐杜氏家谱》

　　　　魏晋隋唐之际，士族私修谱牒蔚然成风。在《隋书》、新旧《唐书》的经籍志、艺文志中，著录了多种世家大族的家传或家谱，如杨氏，就有《杨氏血脉谱》、《杨氏家谱状》、《杨氏枝》、《杨氏谱》。 又如韦氏有《韦氏家传》、《京兆韦氏谱》、《韦氏诸房略》。但隋唐诸志却没有著录同是关中郡姓杜氏的家谱、家传。只有南宋王应麟（1223—1296）所辑大型类书《玉海》50《谱牒》著录了《杜元凯宗谱》，清人丁国钊《补〈晋书.艺文志〉》注明为杜预自撰，但此谱的具体内容以及其是否流传均不详。

　　　　在南北朝以来的文献中，所见较早的杜氏家传类作品，当属《杜氏新书》。《杜氏新书》始见于《三国志.杜畿传》裴松之注，是裴注征引次数和内容都较多的一部史籍，但《隋书》、新旧《唐书》的经籍志、艺文志均未著录此书，故有关作者、体例、成书时代等问题，一直众说纷纭。清人严可均认为，《杜氏新书》即杜恕《笃论》。但杜恕乃杜预之父，是魏明帝时期人物，不可能记述其子孙杜预、杜锡以至曾孙杜乂等人的事迹，可见严氏之说不足信。清人沈家本发现，《杜氏新书》所记阮武事迹，恰与《世说新语·赏誉篇》刘孝标注所引杜笃《新书》中阮武条文字相同，因此他认为《杜氏新书》即杜笃《新书》，并推测杜笃可能为南北朝时人物。众所周知，刘注《世说新语》，曾广征博引家传宗谱40余种，仅晋一朝，就援引“诸公别传、谱录文章，凡一百六十六家”。《赏誉篇》阮武条所引杜笃《新书》，或许也是这类“别传、谱录”中的一种。总之，在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梁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时，杜笃《新书》即《杜氏新书》已流传于世。而从《杜氏新书》中对杜畿、杜恕、杜宽、杜预、杜锡等人的事迹、言论的记载来看，这部书很像家传体作品。唐时期文献中，张守节《史记正义》（《酷吏列传》“杜周”注）曾提到过一种《杜氏谱》：“杜周者，《杜氏谱》云字长孺。”张守节生卒年未详，但其撰《史记正义》在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可见当时《杜氏谱》已流传于世， 只是无从考察其作者等具体。《杜氏家谱》之再被提及，见于宋人马永卿（字大年）所著杂记《嬾真子》卷１“杜氏族系”条。马氏在提到《唐书 .杜牧传》时， 曾经“以杜氏家谱考之”，并征引杜氏家谱中有关杜氏诸房及其人物的材料，说明当时尚有一种《杜氏家谱》流传于世。

　　　　《杜氏家谱》被正式著录，除《玉海》外，还见于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该书卷8《谱牒》云：“《唐杜氏家谱》一卷，唐太子宾客杜信撰。”然而，《杜氏家谱》作者杜信的情况却较为复杂。在唐文献中，至少有两个杜信。据《新唐书》74《宰相世系表》（以下简称《新表》），杜希望之信，官太子宾客。而据《宝刻丛编》８卷引《关中金石录·唐太子宾客杜信碑》，碑主杜暐之子杜信，也官太子宾客。既然两个杜信都曾官太子宾客，那麽，究竟谁是《杜氏家谱》的作者呢？

　　　　首先来看杜希望之子杜信。杜信为希望子的说法本于《新表》，据表，杜希望共八子，其名、字及历官情况如下：

　　　　信，太子宾客

　　　　位，考功郎中、湖州刺史

　　　　佋，詹事司直、金城丞

　　　　任，河南府兵曹参军

　　　　儒，字巨卿，武进主簿

　　　　佑，字君卿，相德、顺、宪三宗

　　　　供，洪州长史

　　　　巨卿，兼侍御史

　　　　但这里有几处可疑：第一，从兄弟的名字来看，希望第五子儒，字“巨卿”，而第八子亦名“巨卿”。巨卿既为弟名，又为兄字，似乎有悖常情。第二，据《新表》，另有杜暐子杜信，亦出京兆，但此人辈分上为杜希望从弟，应为希望长子“杜信”之从叔。而在讲究礼法、家讳极严的唐代，叔侄同名应是很大的违例。清人沈炳震曾批评《新表》：“大端纰戾”。“官爵谥号，或书或否，或丞尉而不遗，或卿贰而反缺，或误书其兄弟之官。庞杂淆乱，不可究诘”，看来并非苛刻之辞。其实，有关杜希望后裔的情况，《元和姓纂》卷６有明确的记载：希望共生位、佋、佑、任、供、巨卿六子，而未有杜信、杜儒。事实上，林宝与杜佑为同时人物，《元和姓纂》成书于宪宗元和七年，是奉敕之作，属当时人记当时事，其准确度应更高。况且杜佑又是当朝宰相，其家世资料当不至有太多舛错。总之，《新表》杜希望八子中，季子巨卿与第五子儒应为同一人；而从杜佑字“君卿”来看，“巨卿”似为杜儒之字。而杜希望长子是否名杜信、官太子宾客，均殊为可疑。

　　　　《杜氏家谱》的作者极有可能是另一杜信（立言）。据前揭《唐太子客杜信碑》及《元和姓纂》６所提供的线索可知，祖元志，官杭州刺史。父暐，玄宗天宝前曾为殿中侍御史。杜信字立言，主要活动于宪宗时期，曾为国子司业、刑部员外郎、杭州刺史。但其任太子宾客一职则不知在何时，也可能是赠官。杜信的著述，除《唐杜氏家谱》外，还有《史略》、《东斋籍》、《元和子》。

　　　　通过以上的考证可知，唐宋时期，一直有不同版本的《杜氏家谱》流传。一姓而多谱，唐代士族之重视家谱的修撰，由此可见一斑。然而上面提到的三（应为四）谱中，（杜元凯宗谱仅见于《玉海》，也未见为唐宋时人所征引。）张守节所见谱仅存只言片语，无从确知其作者和时代。杜信谱则因被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后又被《文献通考·经籍考》转录而最具影响，但除作者、卷数明确外，其他具体内容亦不详。惟马氏《嬾真子》征引《杜氏家谱》若干内容，如以杜佑一支为襄阳房，杜甫一支不入谱等，与《新表》如出一辙。史称《新表》修纂曾广征博引诸家谱牒，其杜氏世系或即取诸马氏所见家谱欤？姑书此以备考。

　　　　二 杜氏的房、郡望以及南北杜“同谱”事

　　　　在中国古代宗族关系中，房是构成宗族的分支单位。一般唐代家谱的编纂流程，也是以房或郡望为单位编写家状，作为修谱的素材。家状可视为家谱毛坯。据马永卿所见《杜氏家谱》，“杜氏凡五房，一京兆杜氏，二杜陵杜氏，三襄阳杜氏，四洹水杜氏，五濮阳杜氏”。可见杜氏谱也以房为基本单位，由诸房集束而成。然而杜氏五房说颇有费解之处。首先，《新表》虽将杜氏世系分为五部分，但第一部分论杜氏族源，并未明确即为杜陵房。林宝《元和姓纂》分述杜氏14郡望，也没有言及杜氏的“杜陵望”。此外，宋人陈彭年等重修之《广韵》卷３“十姥 . 杜姓”中，杜氏分京兆、襄阳、濮阳三望，并无杜陵。而从地缘关系来看，杜陵乃古杜伯国，是杜氏家族的发祥地，属三辅地区，秦时置杜县，汉更名杜陵，但北周后县废，隋唐时期仅为京兆府长安县下一乡邑而已。因此，在现存的唐人墓志中，杜氏习惯上大多自称京兆杜陵人，也有称长安万年人者。而从血缘关系来看，京兆与杜陵也同出一系（后详）。总之，隋唐时期杜陵与京兆已无分野。杜陵房的提法，恐源于周隋前旧说。

　　　　其实，在杜氏家族繁衍滋盛的魏晋之际，其房分之别才开始明确。据韩愈《杜兼墓志铭》：“杜氏自戴侯（即杜畿）始分。戴侯之子恕为幽州刺史，今京兆诸杜，其后也。”杜畿、杜恕为魏明帝时期人物，杜恕为杜预父，这是韩愈对杜氏家族诸房析出时代的确定。此外，还有一种更为普遍的说法，即杜氏的房分是从杜预四子开始明确，杜预长子杜锡房为京兆房滥觞。如《北史·杜铨传》：北魏太祖尝向司徒崔浩请教“天下诸杜，何处望高”，浩答曰：“京兆为美”，并举荐家在赵郡的杜铨，“是杜预后，于今为诸杜最。”无论如何，京兆杜氏始于杜预一支是确定无疑的。至于襄阳房，则是以杜预少子耽后裔逊的一支为开端的，“耽，晋西海太守，生逊，过江随元帝南迁，居襄阳”，从此襄阳杜氏有名于史。有关洹水房杜氏的源出，《新表》、《元和姓纂》略同。韩愈《杜兼墓志铭》亦云：“戴侯季子宽后三世曼，为河东太守，葬其父洹水之阳”。此后杜氏这一支遂称洹水房。按杜氏世系，杜宽为杜预从叔，杜曼则为杜预从孙。可见，洹水杜氏的源出，也可以上溯至杜畿之季子杜宽。至于濮阳杜氏，据称出自秦大将军杜赫之子威，但在杜威至后魏约五百年间世系断阙。虽然史称杜威裔孙谟，后魏时为濮阳太守，杜氏子孙从此“世居东都，故今为濮阳人”，但这一支杜氏的来源和宗属颇多曲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如果说房分是宗族分化、褫离的一个因素，郡望则是分化后的房支在新的地缘意义上重新开拓的产物。从以上杜氏房分的变化轨迹可以看出，某一时期的房分，如京兆、襄阳、洹水，逐渐演化为后来的郡望。在《元和姓纂》中，唐代杜氏有14个郡望，即京兆、襄阳、中山、濮阳、洹水、陕郡、安德、扶风郿县、郾师、成都、河东、齐郡、醴泉、河南。众所周知，《元和姓纂》重郡望，与郑樵所论唐代谱牒之“论地望、声、字”的特点相符。然而“论地望者，则以贵贱为主”。虽然《元和姓纂》开列的杜氏诸望“排行榜”，是否完全等同于唐代现实社会中杜氏诸望的实际地位，林宝并未予以明确说明，但在唐代，杜氏诸望间由人物婚宦等因素所决定的社会地位和声望是高下悬殊的。这一点在杜氏诸望的关系中尤其是在“同谱”问题上，都有强烈的反映。

　　　　自南北朝开始，杜氏京兆望，已成为天下诸杜中声望最隆者。据说谚语“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就出现在这个时期，并一直流传至唐宋。然而在唐代，杜氏诸望与京兆，似乎无法同日而语。诗人杜审言、杜易简、杜甫均出自文化地位高而社会地位低的襄阳房，杜易简为考功员外郎时，常受到吏部尚书李敬玄斥的嘲讽：“襄阳儿轻薄乃尔！”。杜甫常自称杜预后，攀附京兆，实际上恰好是自卑心理的夸张表现。“平明跨驴出，未知适谁门。权门多噂蹋，且复寻诸孙”。在衣食无着、流落街头时，探访宗亲却受到冷遇的杜甫，虽然自嘲“所来为宗族，亦不为盘飧。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终不免心生怨怼。诗人的遭遇真实反映出杜氏“同姓”间的炎凉世态。

　　　　不惟襄阳，洹水杜氏也与京兆存在罅隙。唐初宰相、洹水杜正伦与京兆同谱受挫从而报复对方一事，就是这类冲突的典型一例。

　　　　所谓“同谱”，从形式上看，就是编入同一部家谱，但实质上，“同谱”意味着双方公开承认彼此间有一种同祖先（即所谓的“叙昭穆”），同血统源出的关系。而在重视郡望的唐士族看来，可否“同谱”事关重大。杜正伦一门，“文学相传”，文化优势突出。隋仁寿中，“秀才天下不十人，正伦一门三秀才，皆高第，为世歆美”。可以说，正伦一支北朝以来堪称“精神贵族”，入唐以后跻身于新贵行列。

　　　　然而，洹水杜氏却因“与京兆宗派不同，常蒙轻远”。《新唐书·杜正伦传》称：

　　　　“正伦与城南诸杜昭穆素远，求同谱不许，衔之。诸杜所居号杜固，世传其地有壮气，故世衣冠。正伦既执政，建言凿杜固，通水以利人。既凿，川流如血，阅十日止，自是南杜稍不振”。

　　　　这里的“杜固”，位于今陕西西安市东南，唐时为杜氏聚居处，著名的樊川就在此地。据宋张礼《游城南记》，杜氏又分南北杜，居杜固者谓之南杜，居杜曲者谓之北杜。查张礼游城南在北宋元佑元年，时杜正伦“所凿崖堑尚存，俗谓马堋崖或曰凤凰嘴”，可见凿冈事不虚。南北杜的同谱冲突表明，以杜正伦的显赫地位而终不为京兆所接纳，足见同谱涉及宗族血统的纯洁性，绝非无足轻重的小事。而为维护自己的声望，保持宗族血统的纯洁性，利用家谱的编纂排斥其他郡望，从而固化郡望等第，遂成为家谱的一大社会功能。尽管正伦攀附不成反施报复，最终还是得到太宗特许，“诏葬京兆”，总算了结了夙愿。

　　　　在唐代，士族或官吏通过同谱来谋求有权势和社会地位高的宗族的荫蔽，以达到进取时相互扶助、危难时相互党援的目的，极为常见。新贵与名门“同谱”，显然是一种权势与声誉的交易；反之，“衰宗落谱”之家与爆发户“同谱”，则大多出于寻求庇护的心理，有卖“谱”投靠之嫌。

　　　　其实，士族之重郡望，主要表现在同姓之间，其实质是重视郡望所蕴含的高贵血统。而与此类现象并存的另一种倾向，是同郡望的士族内部重视社会地位又胜于血缘关系。在这种倾向的影响下，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等名利因素成为家谱修纂的重要的价值取向。在同辈祖宗的排列次序上，家谱往往依照“于官取高，处昭穆取尊”的原则。这里的“高”和“尊”，显然是指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这说明在宗族内部，社会角色要重于血统关系。贾至在《百家类例》序言中论及其编纂宗旨：“以其婚姻承家，冠冕备尽，则存谱。大谱所记，唯尊官清职，”也反映出“婚姻”、“冠冕”、“尊官清职”等因素，是家谱处理宗族关系的重要原则。马永卿所见之《杜氏家谱》，未将“杜甫一派，收入“五派（房）之中”。马氏因此而慨叹：“岂以其仕宦不达而诸杜不通谱系乎？

    何家谱之见遗也！”可见《杜氏家谱》之遗漏杜审言、杜甫一支，一定另有原因。又如于氏家谱的编纂，依体例，每房本来分为两卷，但具体到于氏文公（系指北周太师、柱国燕文公于谨）第四子平安公房，因“比建平公以上三房，衣冠人物全少”，只好与文公第五、六、七、八、九子，“并以六房，同为一卷”，其中“第五卷以下子孙皆名位不扬，婚姻无地，湮沉断绝，寂而无闻，但存旧卷而已”。据《元和姓纂》２，于氏所谓“九祖”，即于谨之九子。在于邵所修的家谱中，“九祖”的后裔分化为六房，于颀为长房，于邵为第二房，诸房的人物婚宦及所带来的社会地位是相当悬殊的。可见在士族家谱房的排序及其所占分量上，“婚宦”、“冠冕”等世俗的因素，仍然会冲击温情脉脉的血统关系，给崇尚礼法的士族家庭生活染上一层庸俗的功利色彩。

　　　　通过对唐代家谱重郡望兼重功名势利双重特质的考察不难看出，六朝崇尚门第的观念深为士族所承袭，他们仍将血统门第作为一种精神财富，倍加珍视。但另一方面，士族的实际特权已丧失殆尽，士族子弟大多通过科场竞技来重塑形象。在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郡望和名利具有不同的政治文化功用，因而为士族家谱所兼重。士族家谱这种看似矛盾的两方面，恰好是蜕变中的唐代士族两面性格的反映。

　　　　补记：

　　　　戊寅初冬，余赴申参加全国谱牒研究与利用学术研讨会，提交会议的论文即《唐杜氏家谱与杜氏家族》。素闻上海图书馆家谱阅览室藏有数部杜氏家谱，于是下车伊始，便去翻阅。按馆藏目录，上图藏杜氏家谱共九种、约百余卷，年代最早者为清乾隆二年（1737）活字本，晚者为民国十九年（1930）活字本。出于急切追溯隋唐时期杜氏家族踪迹的心理，遂首先拣择清乾隆二年活字本《岘北杜氏宗谱》（上图馆藏家谱目录编号907891—98），一睹为快。

　　　　《岘北杜氏宗谱》凡七卷,署名“东阳二十世孙储重修，裔孙芳瑞、重修”，清人楼澄源辑录。岘北，应即岘山之北，在浙江东阳县南。东阳，三国吴所置郡，隋唐为婺州（治所在今浙江省金华县）东阳郡，宋以后亦延置。《岘北杜氏宗谱》内容甚为丰富，载有晋及唐、宋、元、明、清不同时代的重修宗谱题名、重修旧谱序、杜氏世系、宗族家法、坟图，以及与杜氏人物有关的墓志碑刻等材料。其篇首“杜氏历世纂修宗谱题名”，胪列历代修纂人士姓名及年代共十二则，其中第一至第三则题名赫然为：

　　　　“晋永熙元年壬子，杜预以鲁祖汉少傅讳翕所藏旧谱图始自茂陵纂次增新”

　　　　“唐贞观五年辛卯，杜淹、杜如晦重修”

　　　　“唐乾宁二年乙卯，杜让能重修”

　　　　据此题名，则杜氏早在东汉杜翕时就有“旧谱图”藏家，此后晋杜预续加纂修，入唐后又有杜淹、杜如晦、杜让能三次增修。又《岘北杜氏宗谱》另有历代修谱者所作“杜氏旧谱序”共十篇，其年代最早者竟出自唐初杜淹之手，其次为唐末宰相杜让能所撰。两篇序文中对晋以来杜氏家谱之修纂体例、宗旨论述甚为详赡。而检索现存唐代文献，这两篇序文均未见收录。能于清人家乘中觅得唐人遗篇，既得窥唐人家谱之堂奥，又可补文献之阙失，不免令人兴奋。“礼失求诸野”，先贤之说，不我欺也。

　　　　然而仔细推敲宗谱历代题名和旧谱序，却是纰漏叠见，使人心生疑窦。

　　　　首先，题名第一则即“晋永熙元年壬子”杜预所修宗谱，但其是否即为《玉海·谱牒》中《杜元凯宗谱》尚不确定。因为永熙元年为庚戌年（290），非壬子年（后者为晋元康二年，292）。更为重要的是，杜预卒于晋武帝太康五年（284）闰十二月，而依题名，则杜预在卒后五年尚重修族谱，显然是不可能的。

　　　　第二则题名“唐贞观五年杜淹、杜如晦重修”云云，亦不可信。据新旧《唐书》太宗本纪和杜淹、杜如晦本传，杜淹卒于贞观二年（628），杜如晦卒于贞观四年（630）。二人贞观五年（631）均已故世，焉能修谱？又前揭杜淹所作《杜氏旧谱序》，其自称“御史大夫拜尚书左仆射安吉郡公”，也与史实不符。据《旧唐书·杜淹传》，淹生前未曾为尚书左仆射，只在卒后获赠尚书右仆射。上述作者生卒与历官之错谬同样出现在第三则杜让能题名及其所作谱序中。据《资治通鉴》259唐昭宗景福二年十月条及其《考异》，让能卒于景福二年（893），而题名云乾宁二年（895）让能重修家谱。至于让能“旧谱序”所署官爵“翰林学士兼知制诰荣禄大夫平章参议封晋国公”，也多与史实龃龉。第一，“平章参议”的说法非唐人习惯。唐有“参议朝政”，为宰相职衔名义，但“参议”乃 “参与谋议”之意，如“貞覌三年二月，魏征除秘书监，参议机务”（34）。宋始设有参议官，元置参议中书省事。第二，“荣禄大夫”金朝始置，为散官，元明均延置，只是品秩上略有变动。此外，序文中称杜甫为“叔祖”，且云杜甫安史之乱中曾整理过杜氏旧谱，更说明作者不仅于史实疏于检核，而且对杜甫属襄阳望而不曾入京兆谱系、以及唐代杜氏诸望间的复杂关系等问题根本就不甚了了。这些事实表明，上述题名及旧谱序当出于伪造，且作者殆为金元以后人士。

　　　　总之，《岘北杜氏宗谱》宋以前题名和序文颇有伪造之嫌。明洪武十一年（1378）宋濂所作谱序，盛赞《岘北杜氏宗谱》“历四十六代以至于今，一千四百余年，而其名字、世次如指诸掌，岂非难哉”，看来贤智如宋濂，恐亦难辞失察之咎了。然而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制造”一部绵延千载、中间不曾断阙的家谱， 固然有借名人以自重的嫌疑，但毕竟是出于一种继往开来、让宗族香火永不熄灭的愿望。归宗于确凿的优秀祖先名下，让后世子孙永远感受到先人的荫庇和激励，这或许是杜氏宗谱在题名和序文方面作伪的真实动机吧。不管怎么说，这给了我们在利用家谱材料时一个警示：既要充分估计战乱和流徙等因素给家谱传继造成的损失，又要考虑到作伪等人为因素给家谱修纂所带来的不可信成分，因此必须慎之又慎。

　　　　那么宋以后的杜氏的谱系是否可靠呢？《岘北杜氏宗谱》为我们提供了宋以后著名杜氏人物杜*棱及其子孙的活动踪迹，记录了唐末五代后，杜氏杜让能、杜晓一支的后裔怎样由关中而河南、而江左，最终成为*淛中新望的历史过程。这些资料如果真实可信，对探寻宋明以后杜氏家族数百年的变迁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还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考察。

　　　　注释：

　　　　１ 郑樵《通志·氏族略第一》“氏族”序。

　　　　２ 马端临《文献通考》207《经籍考·史部·谱牒》。

　　　　３ 《隋书》33《经籍二》。

　　　　４ 《隋书》33 《经籍二》，《新唐书》58《艺文志》。

　　　　５见卢弼《三国志集解》卷１６，中华书局1982年。又严可均曾辑《笃论》，见《适园丛书》第五集。

　　　　６沈家本《三国志注所引书目二》，《沈寄簃先生遗书乙编》，《古书目》卷２第一编。

　　　　７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子部小说家引高氏《纬略》语。

　　　　８ 《全唐文》379张守节《上史记正义序》。

　　　　１０傅璇琮主编《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索引》（中华书局，1982）中， 有四杜信，即杜希望子，太子宾客；杜暐子，字立言，刑部员外郎，杭州刺史；肃宗时擢书判拔萃科；《元和姓纂》。 但《索引》中“肃宗时书判拔萃擢第”的杜信，依据的是《全唐文》436杜信《对舍嫡孙立庶子判》前的作者小传。 而杜信的另一篇判文又被编于《全唐文》956卷， 表明《全唐文》编者对杜信的生平亦不甚了了。总之，此杜信与其他杜信是否为同一人尚不能确定。另外，《索引》中的第四个杜信，实际上与第二个杜信为同一人，岑仲勉先生已有考证（见《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卷6，中华书局1994年），此不赘述。

　　　　１１ 中华书局重印《丛书集成初编》本。

　　　　１２沈炳震《唐书宰相世系订讹》，《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55年。

　　　　１３有关杜元志、杜暐世系， 又见周绍良主编《唐五代墓志汇编》下《杜行方墓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１４《新唐书·艺文志》。

　　　　１５据《全唐文》428于邵《河南于氏家谱后序》，德宗时于邵修谱，就是以房为单位，“每房分为两卷，其上卷自九祖某公至玄孙止，其下卷自父考及身已降”。另外，唐宗室谱的编修情况也大概类此（见《唐会要》36《氏族》宣宗条）。

　　　　１６《韩昌黎集》

　　　　１７杜预四子，《元和姓纂》作锡、尹、跻、耽； 《新表》及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24作锡、耽、跻、尹。暂存疑。

　　　　１８《元和姓纂》

　　　　１９《韩昌黎集》

　　　　２０《元和姓纂》、《新表》、邓名世《辩证》略同。又参《全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