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靳云鹏曾经是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他两度担任国务总理，掌握军政大权。论资望，靳云鹏在北洋派中仅次于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人，与皖系、直系、奉系等派系要人都有较深的关系，见证了民国初年的风云变幻。 

反对辛亥革命，

拥袁反袁首鼠两端

靳云鹏1877年出生于山东邹县，后迁到山东济宁。靳家兄弟姐妹七人，靳云鹏在三兄弟中居长。靳父先逝，寡母邱氏靠卖煎饼维持生计，靳氏兄弟姐妹也常走街叫卖。8岁时，靳云鹏入私塾读书，几年后，因家中生活拮据，便外出当勤杂工糊口。

1895年12月，因生活所迫，18岁的靳云鹏当兵入伍。当时，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督练“新建陆军”，靳云鹏在新军段祺瑞部服役。由于靳云鹏有眼斜之疾，只列名备补兵，清扫马厩、厕所，但他勤恳踏实，终于遇上了“伯乐”：一次，袁世凯巡营，见他工作认真，好学不倦，给予提升。1898年，靳云鹏入随营武备学堂学习，为第一期炮兵科学员，毕业后任教习。1902年，靳云鹏任北洋常备军军政司参政司提督，1910年任浙江新军标统。

1911年，靳云鹏调任云南新军督练公所参议。当时云南是国防重地，云贵总督李经羲很注意边防，用一批日本士官毕业生如蔡锷、李根源、唐继尧、罗佩金等担任重要军职，这和靳云鹏等北洋派出身的军人是有利害冲突的。

靳云鹏对派系界限分得很清，就是对南方人、北方人也是泾渭分明。他受袁世凯的影响，认为南方人是喜欢闹革命的。靳云鹏后来谈起，在云南时，他曾劝告李经羲少用士官生。李经羲没有采纳，靳云鹏就不断把云南的情况向袁世凯、段祺瑞等密报。

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西南各地相继发动革命。以蔡锷为首的云南革命派将领密谋在昆明起义。靳云鹏事先有所耳闻，他与镇统钟麟同曾建议李经羲将李根源、罗佩金等派往外地出差，以分散革命派势力，使蔡锷孤掌难鸣。但李经羲对蔡锷深信不疑，认为靳云鹏对派系的成见过深，因此蔡锷仍能参与机要。云南光复时，靳云鹏于战乱中伪装轿夫混出城外，从滇越路逃到河内兼程北返。靳云鹏在云南期间，对辛亥革命云南起义进行阻挠和破坏，受到袁世凯、段祺瑞的高度称赞，认为他“是个人才”。

靳云鹏从云南回到北方时，袁世凯已被清廷起用，正在进行南北议和；段祺瑞这时担任湖广总督，并主持河南军事。段祺瑞见到靳云鹏后，即密电内阁，力保他赴京面陈滇中局势。不久，南北和议告成，袁世凯盗窃了大总统的职位。

由于段祺瑞的推荐，1912年7月，北洋政府委派靳云鹏到山东接任第五镇统制，并会办山东军务。9月，靳云鹏被北洋政府授予陆军中将军衔。1913年4月，段祺瑞保荐靳云鹏暂署山东军务督理。8月，袁世凯任命靳云鹏代理山东都督，9月即改为实授。1914年，袁世凯废除各省都督，设立将军诸名号，任命靳云鹏为泰武将军，督理山东军务。

靳云鹏任职山东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趁机强占胶东。靳云鹏的工作之一，就是应付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日本军人狡诈异常，无理要求层出不穷，靳云鹏既不敢对日军的无理要求公然驳斥，也不能有求必应，他采用的办法，就是“一推二拖”，小问题答应，大问题装不懂，总算没有发生大的纠纷。但在靳云鹏主政山东时期，由于他的妥协，日本人在胶济路沿线掠夺了矿的经营权。

靳云鹏在山东的另一个工作，就是按照袁世凯的意旨镇压革命党。开始时，靳云鹏亦步亦趋，完全按照袁世凯的指示办理，后来袁世凯筹备帝制，胶东民军纷起反抗，势力很大，靳云鹏被逼无奈，只能首鼠两端。当时，靳云鹏一方面与14省将军联名密电呈袁世凯，请他速即大位；另一方面对讨袁采取敷衍态度，借以保全自己的地位。

1916年春，反袁声浪进入高潮，在冯国璋、段祺瑞的策动下，靳云鹏曾参与李纯等5人联名拟电迫袁退位的事件，因机密泄漏，未能实现。袁世凯闻知此事，隐忍未发，但对靳云鹏却恨之入骨。

山东处在北京的前卫，济南又位于南北交通的要冲，地理位置相当重要，袁世凯决心先把靳云鹏撤换掉。而靳云鹏鉴于山东军民的压力，于4月29日致电袁世凯，劝其退位。袁世凯复电召他入京面谈，就在其赴京途中，下令免去靳云鹏的山东督军职务，由张怀芝继任。靳云鹏偷鸡不成反蚀了一把米，但却博得了一个“反对帝制”的虚名，为他后来在北京的活动增加了政治资本。

靳云鹏在山东担任督军期间，搜刮了大量钱财，在济宁和在济南买了不少田地和房产。1915年，靳云鹏发起筹设济南鲁丰纱厂。由于他的关系，不少北洋军阀如王占元、田中玉等人均投资其中。不久，靳云鹏又在临清设立鲁丰第二厂。此外，他在济宁还投资创办电灯厂、面粉厂等。

实现组阁美梦，

当上国务总理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总揽北洋政府军政大权。靳云鹏回到北京后，决心死心塌地投靠段祺瑞。一开始，段祺瑞也很信任他，委任他为北京将军府果威将军、参战陆军办公处主任、边防军教练处处长、参战督办公署参谋长等要职。靳云鹏在执行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参加欧战筹建边防军、操纵国会等问题上，完全是逢迎段的意志办事，出了不少力气。当时新闻界曾把靳云鹏列入段祺瑞“四大金刚”的首位。

但靳云鹏树大招风，引起了段祺瑞亲信徐树铮的不满。徐树铮于1905年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后任段祺瑞部第六镇军事参议及第一军总参谋，是段祺瑞的得力助手，曾于1919年率军收复外蒙古，名震一时。徐树铮自以为风流自赏、豪气干云，曾赋诗曰：“购我头颅十万金，真能忌我亦知音。”张学良对其敬佩有加，称为“上马杀贼，下马露布”。

但徐树铮对靳云鹏名位在他之上很不服气，两人的矛盾日益尖锐。靳云鹏与段祺瑞的关系虽然较近，但他们的关系是在师友之间；而徐树铮则是段祺瑞的嫡系门生，段祺瑞更信任他。而且，徐树铮的政治关系简单，惟一的靠山就是段祺瑞；靳云鹏的关系则复杂得多，他和冯国璋是同学兼同事，与曹锟是把兄弟，和张作霖是儿女亲家。因此，段祺瑞对靳云鹏的态度有所保留。

靳、徐的矛盾逐步表面化，靳云鹏常被气得请假不办公。段祺瑞为了缓和两人的矛盾，曾授意吴光新、曲同丰等人进行过调解，但收效甚微。段祺瑞派靳云鹏代表他到外边做各方面的联系工作，以减少靳、徐的摩擦。但靳云鹏认为段祺瑞有意对他疏远，因而心怀不满。

1919年徐世昌任大总统期间，冯国璋、段祺瑞一度相约同时下野，靳云鹏利用机会担任了钱能训内阁的陆军总长。那时南北和会在上海召开，靳云鹏暗中倒向徐世昌一边，抵制徐树铮企图对南方用兵的计划。段祺瑞虽然名义上已经下野，但实际上仍是“太上总理”。在一次内阁会议上，靳云鹏为替各军索要欠饷，与另一段系老政客龚心湛闹翻，互相谩骂，涉及到参战军的军费秘密来源。段祺瑞对此极为不满，把靳云鹏叫来，当面斥责。靳云鹏很生气，产生了离开皖系的念头。

靳云鹏与龚心湛闹翻后，负气请假。徐树铮则运用手腕，趁机活动，推翻钱能训内阁。钱能训被迫辞职后，徐树铮向段祺瑞建议，以龚心湛代国务总理，而龚又以国务总理名义函请徐树铮到国务院协助处理公务。靳云鹏认为已到了与徐树铮不两立的地步，就暗中进行活动，联合直、奉两系军阀和徐世昌，共同拥自己上台组阁，从正面打击徐树铮、龚心湛。

徐世昌也对徐树铮弄倒钱能训内阁心怀不满，他与曹锟、张作霖联系，9月初即以大总统名义，提出以靳云鹏组阁代替龚心湛。徐树铮见来势不好，连忙引出皖系安徽督军倪嗣冲等通电反对。但是，曹锟、张作霖、吴佩孚通电拥护。这就形成皖系与直奉两系的正面对抗，随时有战争的可能。当时徐树铮估计实力还不够，不敢贸然向直、奉两方面同时发动战争，不得不隐忍不发，选择了让步。

1919年11月初，靳云鹏终于实现了组阁的愿望。众参两院通过了他的组阁方案，宣告靳云鹏内阁成立。靳云鹏表面对段祺瑞恭恭敬敬，实际上已和段分手，企图独树一帜。

靳云鹏组阁后，回想过去寄人篱下的苦恼，便盘算着如何使自己成为各方面的中心，利用实力派而不附庸于任何一个实力派。他表面上公开宣称做各方面的桥梁，实际上却企图独树一帜。为了树立威信，他以济南血案和侵吞军饷为由，将山东督军张树元撤换，以田中玉继任。此事在军阀们中间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在北洋派反动统治时期是件罕见的事情。

尽管靳云鹏组阁后想脱离皖系，但仍受段祺瑞及其部下挟制。首先，段对靳云鹏仍以老上司自居，把他看成是下属，经常批“交靳核办”等字样。其次，在阁员人选上，主要部门负责人如果不是皖系的人，段祺瑞就不同意。在靳云鹏内阁，段派人物几乎包办了各部总长的席位，靳云鹏差点成了光杆司令。这些总长处处与靳云鹏为难，阁议常常流产。在这些亲信的百般挑衅下，段祺瑞动不动就把靳云鹏叫来训斥一番，警告他“不要挟外援以自重”。靳云鹏只好忍气吞声，但对段祺瑞毫无办法。

就在这一时期，徐树铮完成了建军计划，把参战军改为边防军，实力发展到三师四旅。他准备先发制人，采用“和奉打直”的计划：一方面争取张作霖的同情，希望张保持中立；一方面处处与靳云鹏内阁为难，使内阁濒临瘫痪状态。靳云鹏本人更受段党的攻击，甚至在京行动也受到暗中监视。在这种情况下，靳云鹏不得不以退为进，提出辞职。1920年7月初，经徐世昌的批准，靳云鹏内阁宣布辞职。

第二次组阁，

周旋于直奉之间

当时，曹锟、张作霖已组成15省反皖大同盟，准备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动战争，直皖战争一触即发。1920年7月8日，段祺瑞在北京召集军事会议，决定开战。7月19日，直皖战争以皖系失败而结束，段祺瑞被迫通电辞职。

8月9日，靳云鹏再度受命组阁。靳云鹏这次能实现组阁，完全是由于张作霖竭力推荐的结果。曹锟本来想举荐王士珍组阁，但由于张作霖再三建议，曹锟最后同意了由靳云鹏组阁。

事实上，靳云鹏的组阁，是靳云鹏与张作霖之间达成默契的结果。第二次组阁时，靳云鹏提出了四点政治主张：一要促进南北议和，二要裁兵，三要整饬纲纪，四要整理财政。

这四项主张，在军阀割据局面下，一项也无法实现。靳云鹏带过兵，深知如果没有兵权，在政治上就站不住脚。他两次组阁期间，一再培植他弟弟靳云鹗，使他从团长到旅长、混成旅长，一直提升到司令官。靳云鹏让别人裁兵，自然是空喊一阵。

在南北议和问题上，靳云鹏表面上讲得很诚恳，暗中却接济饷械，支持广西陆荣廷反对孙中山。他还帮助袁祖铭组织定黔军回贵州，叫王占元拨人拨枪，要把北方势力扩大到西南。至于整理财政与整饬纲纪的真意，靳云鹏是想阻止各省军阀扣留国税而由他的内阁来统一分配，同时限制各地军阀自由招兵买马、克扣军饷等行动。靳云鹏的四点主张，凡是与各省实力派有利害冲突的，均得不到支持。因此他的政治主张，一项也没有兑现。

靳云鹏担任国务总理期间，曾经以赌博解困局，在当时传为笑谈。北洋政府常闹穷，靳云鹏当总理时，发不了军饷，各省就闹兵变，催款的电报似雪片一样飞来。靳云鹏没办法，于是请了张作霖、曹锟、王占元、曹锐等人开巨头会议。

曹锟的四弟、直隶督军曹锐埋怨内阁在分配军费上不够公平。曹锐的话还没说完，靳云鹏就插嘴说：“四哥，你真不懂得当家人的苦处，现在各省的国税都被扣留，还伸出手来向中央索饷，你来当当这个家试试，真正‘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曹锐火了：“你当不了家就不当。”靳云鹏也站起来说：“我根本不要干，可是你没有资格说这句话。”

曹锐把茶杯摔到靳云鹏身上：“你滚蛋好了。”靳云鹏跳着脚大声嚷着说：“我不干，我不干，我若再干这倒霉总理，就是王八蛋。”

张作霖连连跺脚说：“糟了，糟了，赶快给我预备专车，让我回去。”王占元两边斡旋，劝大家不要伤了和气。

靳云鹏一气之下，把家眷接到天津，表示决心辞职。最后还是张作霖和王占元出面说和，一场暴风雨才算过去。

于是，巨头会议就从会议桌改到麻将桌上。他们的麻将打得很大，输赢动辄数十万，大输家总是靳云鹏。靳云鹏打的是“政治麻将”，逢迎两位巨头。因为这笔钱不是由他自己掏腰包，而由公款开支。同时还由财政部拨出30万元为大随员“吃喝嫖赌”。这一招还蛮生效，大帅们不好意思再谈索饷问题了。

此外，靳云鹏在第二次组阁时期，还有两项企图。一是军事方面的，他打算暗中结合王占元、田中玉、陈树藩、李厚基等在直、奉两系之外，单独结合成一个军事力量。他和他们个别交换过意见，并得到同意，从相互支持一致行动入手。这一企图由于后来形势变化太快，没有能够实现。但在靳云鹏组阁期内，他对王占元、田中玉等大力支持，不让曹锟、吴佩孚削弱他们的势力。曹、吴对靳云鹏这一点也有所闻，因而对他增加了戒心。在后来的湘鄂战争中，吴佩孚利用赵恒惕赶走王占元，分化和吃掉王占元的军队。靳云鹏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靳云鹏的另一个企图，是在财政经济方面的活动。他认为以梁士诒为首的老交通系，从清末起就一直把持着国内的财政、金融、交通等重要部门，左右政局。他两任内阁中，如财政部的周自齐、交通部的叶恭绰等交通系人物，与他都不合作，很有威胁。靳云鹏采用了张志潭的建议，收罗了张弧、李士伟等一班人，想组成一个新的财政班底，并派自己的亲信潘复到财政部做事，从司长逐步提升到财政次长，借以了解全国财政的情况，设法逐步打破交通系控制内阁的局面。

这当然不是梁士诒、叶恭绰等人所能容忍的。1921年4月，靳云鹏邀约曹锟、张作霖在天津召开会议，提出局部改组内阁，以张志潭代叶恭绰职掌交通部，李士伟代周自齐负责财政部。但李士伟过去曾做过日本洋行买办，遭到各方面的攻击，未能就职，就由财政部次长潘复长期代理部务。

靳云鹏试图局部改组内阁的计划虽然初步实现，但与交通系结怨过深。梁士诒对此怀恨在心，决心从张作霖、徐世昌两方面同时攻靳，设法离间靳云鹏与各方面的关系。

张作霖是拥护靳云鹏二次组阁的主要力量。开始时，张作霖对靳云鹏是有好感的，也是有目的的，希望靳云鹏能做他的傀儡。但是靳云鹏自己有一套手腕，对张作霖的要求常常讨价还价。比如张作霖保张勋做热察绥巡阅使，靳云鹏不答应，只让张勋担任热河林垦督办来敷衍；张作霖想在长江扩充势力，靳云鹏没有支持他，为了敷衍张作霖，靳云鹏就让奉系将领汲金纯当了热河都统。这些都引起张作霖对靳云鹏的不满。

靳云鹏在吴佩孚取得湘鄂战争胜利后，让吴当两湖巡阅使。张作霖认为这是靳云鹏有意帮助曹、吴，还认为靳第二次内阁期内，直系得了鄂、豫、陕、赣、皖五省地盘，而奉系只拿到一个穷热河，感觉这个“儿女亲家”太不可靠。靳第二次组阁主要靠张作霖的支持，张作霖对靳云鹏的不满，给许多政客有了攻击靳云鹏的机会，靳云鹏内阁摇摇欲坠。

有一件事，可以说明靳云鹏有职无权的状况。一次，中国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代表顾维钧送来一个报告，述及被英国代表侮辱，英国代表贝尔福曾质问：“中国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徐世昌看到这个报告时，便向交通总长张志潭、国务院秘书长郭则沄表示：现在是责任内阁制，一切当然由内阁负责。靳云鹏听到这句话，气冲冲地说：“哪儿有责任内阁，只是徒拥其名，我做这个国务总理，用人行政哪一样不受到总统的干涉。”靳云鹏还冷言冷语地谈到当前时局的关键，认为外国人骂我们是怎样一个国家，其含意是指南北法律之争，是指总统的法律地位。言外之意就是指徐世昌是一个非法总统，因此南北统一不能进行，遂影响对外借款以及裁兵理财等问题。

郭则沄把这些话照转给徐世昌。徐世昌本是一个喜怒不形于色的老狐狸，听了这些话也沉不住气，愤怒到了极点，认为所有外边推翻总统和改造政局的计划都是靳云鹏在暗中捣鬼。在梁士诒的挑拨离间下，再加上两方部下争夺北京的税收等原因，靳云鹏与徐世昌由合作走向对立。

在多方面夹攻的形势下，靳云鹏处境困难。1922年12月7日，靳云鹏正式提出辞职。张作霖公开推荐梁士诒组阁，而吴佩孚一向反对梁士诒。梁士诒的上台，成为直奉关系恶化的导火索，导致了第一次直奉战争的爆发。

政治失意，

全力从事经济活动

靳云鹏1922年底下台后，一直在天津租界内过着寓公生活，他未忘情政治，但更侧重抓经济。他首先与日本大仓系财阀勾结，合办胶东鲁大矿业公司，接办日本在欧战期间强占的德国人开办的胶东德华煤铁公司的经营特权。

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由于美国嫉妒日本独占山东的特权，联合英法等国强迫日本人归还中国青岛及胶东附近一带的特权，并规定由中日双方协商，成立所谓“鲁案协定”。根据协定，中日双方应立即合资设立鲁大公司。1923年，靳云鹏代表中国资本团王占元、张肇铨（济南商会会长）等出头接办鲁大公司，并利用当时山东督军田中玉的政治力量，拉拢济南各界投资。中国方面由靳云鹏担任理事长兼总经理，王占元担任常务理事兼协理等。表面上，鲁大公司系中日合办，实际上完全由日本人控制。

除了鲁大公司外，靳云鹏在下台后，对与他有关的济南鲁丰纱厂也非常关心。当时，鲁丰纱厂的经营权由大股东庄仁崧和他儿子庄云九所把持。庄仁崧自己担任董事长，其子庄云九担任驻厂常务董事，父子勾结，营私舞弊。靳云鹏认为有机可乘，事先联合黎元洪之子黎绍基、王占元、田中玉等大股东，在开股东大会前公开攻击庄氏父子营私舞弊的非法行为，使庄氏父子不得不知难而退。结果靳云鹏担任了董事长，黎绍基担任驻厂常务董事，其他出力的人分占了董监席位。据不完全统计，从1908年到1926年，靳云鹏独家投资或合伙经营的企业有20多家，拥有资产6500万元之巨。

虽然全力从事经济活动，但他并未忘情政治。政治舞台上稍有风波，他就进行活动，其间有过两次重登政治舞台的机会。

一次是在1926年夏，张作霖与吴佩孚联合战胜冯玉祥的国民军后，张作霖曾提出由靳云鹏第三次组阁的计划，因遭到吴佩孚的反对而夭折。

靳云鹏虽然退出了政治舞台，但其弟靳云鹗却风光一时。在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中，靳云鹗协助冯玉祥击败河南军阀赵惆，升任陆军第十四师师长。1923年，吴佩孚命令靳云鹗在郑州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925年，靳云鹗任河南省省长，不久被吴佩孚免职，改派为陕西督军，后秘密投归蒋介石。1927年，吴佩孚失败，靳云鹗被直系残部推为河南保卫军总司令，与奉军作战，战败后余部被冯玉祥缴械。靳云鹗逃往南京，被蒋介石任为上将参议。1930年初，靳云鹗回济南经营实业，未再出。

第二次机会是在1927年冬，张作霖在北京任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在研究组阁人选时，奉系老派人物如吴俊陛、张作相、鲍贵卿等力推靳云鹏担任，但实力派张宗昌、褚玉璞等人坚决反对，主张任用潘复，认为潘复在筹集军饷上有办法。

说起来，靳云鹏与潘复还算是有一番情谊的。潘复的父亲曾在河南任州官，其时潘复出生，但夫人没有奶水。恰巧靳母在山东家乡刚生下靳云鹗不久，因家境贫苦，被潘家雇来给儿子当奶妈。靳母于是随潘家到河南任所，精心哺养潘复。在张作霖的支持下，潘复担任国务总理，组建了内阁。靳云鹏为此对潘复恨之入骨，认为潘复忘恩负义，常骂潘复是“小人”。因为靳云鹏的母亲喂养过潘复，因此民间遂有了“一人奶出两位总理”之说。

蒋介石主政时期，吸收了不少北洋派的杂牌军。因为靳云鹏在北洋派中资格较老，其弟靳云鹗此时也已投靠蒋介石。蒋介石对靳云鹏还算礼遇，每年都赠与钱物。靳云鹏因此而得意洋洋，常向人夸耀。1930年，靳云鹏曾到浙江普陀山进香，路过南京，受到蒋介石的殷勤招待。回到天津之后，靳云鹏在和人谈起时承认自己落伍，并认为“北洋派”三个字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了。

1931年，靳云鹏开始到英租界广东路（今唐山道）的由洋行买办陈锡舟创办的居士林去礼佛听经。他还在英租界内比尔道（今四川路）自家设立了佛堂。直系军阀孙传芳下野后，在靳云鹏的劝导之下，也开始笃信佛教。不久陈锡舟病故，租界里的居士林无人操持，靳云鹏与天津大盐商李善人的后代李颂臣商议，最后集资把坐落于老城里东南角的李氏家祠清修禅院改建为居士林。1933年建成后，靳云鹏自任林长，孙传芳任副林长。此后，靳云鹏长期参加居士林吟佛、讲经，很少参与政治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多次派人劝靳云鹏放弃隐居生活，与日本人合作，组织华北伪政权，均遭到靳云鹏的婉拒。在民族大义面前，靳云鹏保住了气节。1951年，靳云鹏在天津南海路寓所病逝，终年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