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昭觉寺中的戴季陶墓

很久以前看过一本戴季陶的传记，说到1949年2月12日戴季陶在广州因服用安眠药过量去世（不能简单等同于自杀），灵柩在其子戴安国护送下由专机载运至成都，与夫人钮有恒合葬于外西枣子巷戴母黄太夫人的墓地（钮氏先于1942年去世），实行了国葬。于是我对枣子巷曾经存在过的戴季陶墓大感兴趣，虽然那里已没有戴墓的任何痕迹，在当时也几乎查不到任何的相关资料。我曾几次到那附近走访问询，可还有谁知道这些陈年旧事呢。直到不久前，由于偶然的巧遇，让我在昭觉寺解开了这个一直以来的疑问。

昭觉寺是位于成都北郊的一座著名寺院，在禅门临济宗杨岐派的法脉传承中居于重要地位的两宋之际的圆悟克勤禅师晚年即住持昭觉寺，其墓至今犹存（但现今却被圈于寺外的成都动物园内，不易见到）；入清后昭觉寺渐成为显密同修的道场，特别是近代以来更成为汉传格鲁之祖庭。昭觉寺前代方丈清定（1903—1999）是一位传奇人物，原名郑全山，浙江三门县人，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曾任国民党中央高级党政军训练团少将政训主任，1941年在重庆出家，同年在昭觉寺受具足戒，后成为成都近慈寺能海法师的嫡传弟子，学修密法，深得其法要。正是在清定的主持下，昭觉寺在历经文革劫难后得以重燃法炬。

昭觉寺以前我也去过几次，不过都是从动物园（此正是昭觉寺文革劫难的副产物）方向的侧门进入游玩，未能得其全概。前几日专程重游昭觉寺，第一次从正门进入。在观看清定生平事迹图片展时我注意到一封信函的图片，是台湾的蒋纬国写给清定的，细读一遍才知道这是封致谢函，而致谢的缘由则是“义父传贤先生夫妇灵体得安塔宝寺，多蒙上人全寺法僧等照顾”。这不说明戴季陶墓现正位于昭觉寺中吗？我随后在寺院后方的塔林中找到了戴季陶的墓塔。与邻近寺僧的灵塔相比，戴季陶墓并不特别惹人注目，只有墓碑上由秦孝仪书写的古体碑文略显出墓主人的不同凡响。

回来后再详查资料，发现要寻找戴季陶的遗骸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据当事人回忆，1988年，时任台湾陆军二级上将、国安会秘书长的蒋纬国通过管道向大陆方面探寻戴季陶遗骸的下落，由中台办委托成都军区进行查找，发现戴氏墓地已于五十年代被征用兴建成都中医学院，戴季陶及其夫人、母亲的棺木被移葬于城郊罗家碾，文革时坟墓又遭盗掘，时过境迁，遗骨已无处可寻。蒋纬国大约是心有不甘，1989年下半年又派私人代表直接找到李烈钧将军的公子、时任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的李赣驹，请他帮助寻找戴季陶遗骨。李赣驹经请示中台办获首肯后，由上海市公安局派出多名有经验的侦查员，与四川省公安厅联合展开调查。调查的重点放在寻找当年盗掘坟墓的人身上，也属万幸，居然还找到了这个人，据其陈述，七十年代开展学大寨运动，生产队要修建便桥，看上了戴墓的那几副棺木，盗掘坟墓后将遗骨埋在了一条小河边。经过现场辨认搜索，终于找到了三个头颅和一堆遗骨。经法医鉴定，这三个头颅为一男二女，与戴氏墓地的墓主相符，确定就是戴季陶及其夫人、母亲。

根据戴季陶亲属及台湾方面的意见，开始本来计划将戴季陶遗骨安葬于其祖籍地浙江湖州，连墓园的图纸都设计好了，但该计划没有得到湖州方面的响应。安葬之事既无法落实，经蒋纬国同意，戴季陶遗骨在大陆火化后运往台湾。蒋纬国为戴季陶举行了隆重的祭奠仪式，据说蒋纬国将戴季陶的骨灰放在台北官邸内守灵三日，吃素一周，表示追念。由于戴季陶生前并不愿前往台湾，因此将戴季陶的骨灰留在台湾并不是长久之计，蒋纬国一直在寻找着将戴季陶骨灰迁葬大陆的机会。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成都昭觉寺接纳了戴季陶，不过这时距戴季陶遗骸被发现也有两三年之久了。

戴季陶虽然祖籍浙江吴兴，但自其高祖入川经商始即已定居汉州（清朝时隶属成都府，今为德阳广汉市），1935年后戴季陶曾数次回广汉探亲扫墓，向县图书馆赠送书籍，1941年戴季陶倡导编纂广汉县志，敦聘国立编译馆人员组成调查团，于次年完成《广汉调查报告》。戴季陶又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法名不空、不动，具有很深的佛学素养，是近代中国佛教的重要护持者，九一八事变后以讽诵经咒为其日课，并会同蒙藏佛教领袖，举办各种护国息灾法会，率全国善信发愿救国。

种种因缘，使得戴季陶在经历身前身后的波折之后终于得以回归桑梓，安眠禅林，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好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