阚思颖（1910 — 1971），女，又名甘棠，阚世英，阚思英。四川省南溪县人，1910年9月22日，出生于南溪县城一个商人家里。 1926年5月5日，阚思颖在叙府女子中学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经中共宜宾特支批准入党。 阚思颖1924年在宜宾叙府女中读书时，由于拒绝其父将她嫁给一个恶霸的儿子，逃出家庭，先后到重庆中法大学、上海文治大学学习。　 阚思颖和同学赵一曼一道参加革命，1930年奔向苏区。红军长征开始时任中央政治部宣传科长。 1928年初，阚思颖调中央特科任交通员。1930年底任江西苏区党的交通总站秘书。1933年进入瑞金中央党校高级班，后任中央局妇女部秘书。1934年夏，调任苏区中央妇女部当秘书，10月调中央工作团，在董必武、徐特立领导下的红军总卫生部、总供给部工作。随中央红军长征后，调任中央政治部宣传科长。在长征途中，她抓住好人好事，编写成快板、唱词、故事等文艺宣传资料，亲自带领一支宣传队，不辞辛苦地一面照样行军，一面进行宣传鼓动，激励了战士们的斗志和克服困难的勇气，组织群众，开仓分粮，积极配合和支援了红军行动。　　 遵义会议后，调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妇女科工作。1935年2月，中央红军到达云南，党中央在扎西召开会议，为了击破敌人新的围攻，牵制敌人，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决定在川滇黔边区创建新的苏区根据地，中央和中革军委抽调干部成立中共川南特委会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川南特委负责领导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以及长江以南、金沙江以东、包括泸县中心县委工作地区在内的一个区域的地方工作。阚思颖留任纵队司令部秘书，机关党总支书记和政治部宣传队长。 在战斗中阚思颖练就了一手好枪法，而且和男指挥员一道勇敢的投入和指挥战斗，一次，纵队驻守在威信罗布坳沙坝时，被叙南保商队和江安保安队围剿，和李桂洪观察了敌情后，主动请战，率领一个中队埋伏在苕藤坡将敌军的旗杆打断，率部猛攻，打死打伤敌部10多人，缴获10多支枪，将敌军赶出了威信境内，随后与纵队一起攻克了洛表，之后又捣了川南团队的老巢，端了洋炮台，使川南保安队不敢和红军战斗，得到了民众的赞扬。　　 在川南特委领导下，阚思颖常同留在纵队里任司令部指导员的女红军李 桂红（后名李桂英，粤赣省委妇女部副部长。川南游击纵队组织部长戴元怀的爱人，卫生部担架连指导员，）一道行动，并肩战斗。纵队在川滇黔边区穿插迂回，开展游击战争中，每到一地，除了完成作战任务外，就做发动群众的工作。阚思颖率领宣传队更是走到哪里，便宣传到哪里。她说的四川语，熟悉地方风俗，会讲能写，还会唱、会跳，群众乐于听她的宣传，喜欢同她接触。她与宣传队的同志利用各种机会，采取多种形式，宣传共产党的主张，阐明游击纵队的性质和任务，揭露反动派制造的各种谣言，解除人们顾虑，激发群众的革命热忱。　　 当时，在纵队活动的区域里，许多革命的标语、口号就是阚思颖亲自所写。如1935年 “五一”国际劳动节，纵队在叙永的落堡召开军民大会，特委书记徐策在大会上作了国际国内形势的报告，颁布了特委制定的《川南工农劳苦群众目前斗争纲领》后，阚思颖即安起桌子登上板凳，举起毛笔，在胡泽云家的墙壁上将《纲领》内容逐字逐段地写了起来，她脚腿软了，腰部酸了，手腕疼了，就退在桌上弯弯腰，伸伸腿，甩甩手，又坚持写下去，直至把近1500字的全文工工整整地写完才搁笔。围观者对她这种不顾疲劳，热心革命的精神赞不绝口，劳苦大众对这个《纲领》 非常拥护，把它作为自己闹翻身、求解放的斗争武器备加爱惜。以致于距今已70年了，墙上的字迹仍然依稀可辨。　　 纵队攻入纳溪的叙蓬溪（又名护国镇），进入场上时，开初群众有顾虑，跑的跑、躲的躲，关门闭户。战士们立即展开宣传，说明：“红军是贫苦人家的子弟，是打倒蒋介石，解放贫苦人民 的……”以后，老百姓看见红军纪律严明，秋毫不犯，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尤其是两个女红军的言行更引人注目，顷刻，三五成群的人围着她们问长问短，亲切交谈，一时冷冷清清的镇上变得热气腾腾。当晚，宣传队在该镇礼堂万寿宫演文明戏时，观众达数百人之多。当时阚思颖等披着红绸上台表演，进行穷人翻身求解放和扩大红军的宣传，以及一批青年踊跃入伍的情景，至今健在老人尚记忆犹新。纵队占领筠连县城后，广大群众听了宣传队的演讲，见到指战员的一举一动，老年人感慨地说：“我们平生什么样的兵都见过，就是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他们给战士端茶送水，腾房间，抱铺草，无比热情。游击队第一次打到珙县洛表时，群众见到阚思颖身着青衣、青帽、青绑腿，帽载五角红星，脚穿草鞋，容貌端庄，举止文雅，讲起话来，言词恳切，既有军人风貌，又和蔼可亲，钦佩不已，有的当即吟诗 道：“遥想当年花木力（即木兰），不爱闺帏爱剑戟，更有今日女红军，粗衣草履为民急”。充分表达了人民群众对红军战士的敬慕之情。纵队第二次进占洛表后，阚思颖、李桂红听到贫苦妇女陈金凤控诉“坐地虎”洛表区团总李腾骧、“母老虎”范良珍等上次纵队转战后进行反攻倒算的罪恶，立即报告特委，经查实批准，对尚未逃遁的“母老虎”即行处决，博得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　　 阚思颖遇事机警，有做秘密工作的经验，纵队领导安排她做重要的联络工作。 当时贵州省工委几次派人来进行秘密接头，都是先由她出面办理。如1935 年10月，对方派出康庆长藏着密信在该省的大定（大方）找到纵队驻地时，阚思颖通过接触了解无疑，才引去与政委余泽鸿洽谈。根据领导指示，她对康的食宿作了妥善安排，次晨天未亮就把康唤醒，给他一封密件，缝在裤脚边里，并给一件白汗衫和一包烟土，打扮成商人模样，并再三叮嘱，送康上路，直到临别时，才将自 己的姓名告诉他。　　 1935年11月，因李桂红有孕，不便行军，组织决定，由阚思颖陪同去余泽鸿的家乡——四川省长宁县梅硐乡隐蔽。当年春，纵队到这里时，曾留下部分同志开展地方工作，成立了梅硐区委，组建了农会、游击小组和妇女小组，因而群众基础较好。阚思颖来后，由区委安排在坳田坡王二和（名号王箩筐）家，受到王家夫妻热情接待和细心照顾，把仅有的一间草房让给她们，自己住牛棚。她们就近开展访贫问苦，宣传党的主张，讲述红军领导穷人闹翻身的事迹，使自己很快融合于群众之中。后来敌人有所觉察，经常派兵查捕。一天，敌军又突然前来搜索，已来不及往外转移了，王箩筐夫妇急中生智，连忙 把阚、李二人藏入室内地下苕窖中，窖口盖上木板，板面铺上柴灰，再放粪桶等农具。阚、李二人进入地窖，立即把各自的手枪子弹上膛，只要敌兵揭开窖盖，就开枪射击，决一死战。正当敌兵冲进室内，四处搜查，踢倒粪桶，触动地盖，万分危急时，恰逢发生地震，敌兵惊慌失措，夺门而出，乱放数枪，败兴而去。随后，敌人搜查更严，王家单门独户，房小狭窄，不利隐藏，为了安全起见，她俩天不见亮，就去深山密林岩腔头躲避，晚上摸黑回屋住宿，由附近的几户人以打柴或割草为掩护轮流送饭。不久李桂红临产，爬山极度困难，经区委领导同余泽鸿的父亲商定，把她们化妆成民妇，转移到了余泽鸿的家。（李分娩时，阚思颖在胡治国家暂 住）余家的房屋宽敞，生活条件也较好，但却是敌人的眼中钉，更是常遭搜查的重点。敌人开初来余家，对老年人花言巧语，献假殷勤，给小孩花生糖果吃，企图诱出两个女红军的下落；继则强行入室，翻箱倒柜，四处搜查；甚至行凶逼问。一次，敌军陈五师所部闯进余家时，阚思颖与李桂红正隐藏在屋内一间褊窄光微的“窨子”里。她俩听到敌人对余泽鸿母亲逼供的打骂声，小孩的啼哭声，不禁泪如泉涌，心似刀绞，决心冲出，与敌拼杀。正当她俩提起手枪，去开门时，却被余泽鸿的祖母死死抓住门闩，苦苦劝阻了。敌兵折腾一阵，毫无所获，走了之后，她俩双双抱住余母痛哭一场，对她不顾折磨，同敌斗争的精神万分敬佩，此事使她俩终生难忘。1954年9月，阚思颖在给余家的信中说：“1935年，我同李桂红来贵地时，在反动军警的追捕之下，您们千方百计地保护了我们，自己受到极大痛苦。我特向众父老表示亲切的慰问。并祝贺黄二娘（王萝筐之妻）分得了土地。为了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幸福，我决心努力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来报答党和人民对我的关怀”。阚思颖在梅硐乡的两个月中，由于经常受到敌人搜捕的威胁，虽在组织和群众的大力保护下，她同李桂红都一次又一次地脱离了虎口，但因较长期地进山林，蹲地窖，特别是在地窖里，头不能抬，腰没法伸，坐不起，躺不下，导致头昏眼花，病魔缠身。 　　1936年1 月，阚思颖丢下孩子和寄人扶养的李桂红，由梅硐区委派人护送回到了部队。这时，经受川、滇、黔三省军阀“会剿”，多次与强敌浴血奋战的游击纵队，仅剩下一百来人了。战争的环境十分紧张，时常在很狭小的溜滑路和七上八下的大小山头上行军，往往星夜兼程，几乎天天打仗。阚思颖是小时候缠过脚的半大脚同志，行动比较困难，但她不甘示弱，坚持和纵队指导员一道，爬山涉水，风餐露宿，忍饥受冻，既要与敌军周旋，又要做群众工作。她鞋穿烂了，就用旧布缠住脚板行军，脚底打起了一个又一个血泡，忍痛咬着牙齿赶路；在行军途中跌了无数跤，从不吭一声，爬起来又走；衣服单薄不畏冷；肚子饥了不叫饿，以钢铁般的意志，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始终坚持了斗争。 在长观司战斗中，阚思颖冒着枪林弹雨，跟随政治委员徐策战斗，徐策在观音塘身负重伤，她组织队伍撤到罗布坳准备安置伤员，又遇滇军袭击，徐策牺牲。余泽鸿继任特委书记兼纵队政治委员，在川滇黔边区红军游击纵队司令部任党总支书记和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同年11月26日，纵队在敌军天天搜山，跟追很紧的情况下，天未明即从大雪山出发，急行军一百多华里，进入云南的野腊溪。其时，大家都很疲劳，认为已经甩开了敌人，找到一家三合头房暂住。由于叛徒告密，游击队被敌包围，当战士们正在烧水洗脸洗脚时，突然枪声大作，才发现被敌人包围。领导当即带着大家冲杀出去，阚思颖与李桂红正在洗脚，连鞋都没有穿好，就仓猝上阵，刚冲到门外的竹林头，阚思颖的脚被戮伤。敌人蜂拥扑来，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她俩突围受挫，不幸被捕，连夜被押解到扎西，后又被解送去昭通敌军旅部关禁。在押期间，敌军头目多次提问，她俩审慎而机智地与敌周旋，始终坚持不泄露党组织的机密。当时，特委委员邹凤平在云南镇雄关上王区长家，以教师作掩护，敌人拿出捏造王区长的供词，妄图通过她们获得线索，她俩看后分析到敌人尚未掌握证据，便统一口径，矢口不露；并故意把关上的区、乡长等说得很坏来迷惑敌人。当问到长宁梅硐时的事情，她们避而不谈事实，另编一些假情况来对付。敌人见她们寒冬天气仅穿一件衬衫时问：“你们的衣服呢”？甘棠气愤地说：“被土匪抢去了”！敌问：“你们游击队有多少人”？则答：“你们是干什么的？怎么问我们”！敌人打骂，她俩毫不畏惧，刚毅不屈地说：“要杀就杀，打死也不知道”。始终只说自己是爱国青年。敌人没有办法，结果自问自答给阚思颖扣上一顶“红军宣传员”的帽子而被监禁起来。 西安事变后，由于国共合作联合抗日，阚思颖获释被送往四川，经过阚思颖家乡南溪时，阚思颖被阚思颖父亲保释回家，被父亲关在一间小屋子里，要她在家经商，不许她再参加政治活动，可是阚思颖破窗逃出，乘船东下，在重庆寻找到党组织。 1937年9月，党组织安排阚思颖在重庆加入党的活动。 1938年春，调任四川省工委任秘书，后担任中共川康特委妇委书记，特委委员。 1940年3月，转移去延安。 1946年10月，任中央党校三部生活干事。 1947年3月，调任晋城五师家属队协理员及该师党校九支书记。 1948年11月，随军南下，解放大西南。 1950年1月，留重庆筹建西南妇联的工作。3月，任重庆市妇委书记兼市政府委员、西南妇联委员。11月，调任全总西南办事处女工部副部长、兼西南妇委副书记。 1954年，任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先后被选为中共四川省临委常委、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1971年11月28日，因病与世长辞，终年61岁。　　 扎西的歌谣唱道：“遥想当年花木兰，不爱闺帷爱剑戈，更有今日女红军，粗衣草鞋为民急。”扎西人民怀念红军游击队的女英豪，扎西人民在传颂她的事迹。　　 阚思颖既是南溪养育的优秀女儿，宜宾党组织培养的优秀共产党员，也是南溪一中向红军输送的革命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