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大汉破羌将军 ——东汉新丰侯武威籍太尉段颎 北 野 　　宋代文史大家王应麟在《艺文图绘名臣•唐武成王庙名将图》记载，“（唐）开元十九年四月丙中，始置太公尚父庙。上元元年，尊太公为武成王，以历代良将为十哲。建中元年，诏定可配享者，列古今名将六十四人图形焉”（见《玉海》卷五十七）。此段文字中，太公尚父即大名鼎鼎的西周时期辅佐武王的太师姜尚，字子牙，史称姜太公。唐朝时，尊姜太公为武成王，为其塑金身，修筑庙祠。为烘托太公武成王的威仪，皇帝诏令钦定从古至唐的名将64人，画成图形，分挂武成王塑像两侧，共享祀奠。《玉海•百官志》载，唐武成王庙名将录中，战国至秦8人，两汉17人，三国8人，晋5人，南北朝12人，隋4人，唐10人。在两汉名将中，太尉新丰侯段颎赫然在列。 　　段颎，何许人也？竟能和曹参、周勃、卫青、霍去病、李广等人齐名，位列“大唐武成庙六十四名将图”，功昭日月，彪柄千古，不能不令人在敬慕之余陡生几份探古觅史的意趣。 　　一 　　段颎（?-179）字纪明，武威姑臧人，与东汉平定羌乱的皇甫规与张奂并称为“凉州三明”，《后汉书》对其军功赞扬备至。段氏一门源出东周郑国之共叔，祖上还做过西域都护。《后汉书》载，段颎少时，习弓马，尚游侠，轻财贿。等到年纪稍大了，才收敛脾性，开始读书识字。 　　段颎因平定羌乱而成为东汉时期战功最为卓著的将军。 　　西羌，出自三苗，是姜族的别支，三代以后居于河西、赐支河和湟河之间。公元前206年西汉王朝建立时，这些羌族部落都臣服匈奴。汉武帝派兵在河西驱逐匈奴的时候，也同时对诸羌施加了军事压力，逼迫他们向西迁移。元鼎六年（前111）十月，西汉经过强硬的军事行动，平定了诸羌的叛乱。为了强化对羌人的管理与监视，汉武帝始在羌人居住的地区设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内附汉朝的诸羌部落。自从霍去病降伏河西匈奴之后，河西的羌人就依附了汉朝。然而，在西汉末年，羌人乘内乱之机在河西一带势力逐渐强大了起来。从东汉光武帝开始，东汉便陷入了与羌族旷日持久的战争泥淖中。在马援平定羌乱仅20年之后参狼羌反叛，杀汉朝护羌都尉，窦固再次将其降伏。于是“反叛—镇压—再反叛—再镇压”，这样的情形就成了东汉王朝与羌族关系的固定剧本。先零羌被灭了，参狼羌又反，钟羌完蛋了，东羌又乱，羌人仿佛一个在擂台上屡次被击倒却屡次站起来的顽强拳手，与东汉帝国整整搏斗了一个多世纪，东汉王朝几代名将的心血与荣辱，都将为这个顽强的部族所抛洒。旷日持久的羌人的反叛问题致使边境人民一直处于兵连祸接、傜役繁重、生计艰窘生存状况中。东汉《乐府》中有一首题为《后汉桓帝初小麦童谣》专咏饱受羌人骚扰之苦的情状：“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后汉书•五行志》评论此首民谣曰：“桓帝之初，天下童谣。按元嘉中，凉州诸羌一时俱反，南入蜀、汉，东抄三辅，延及并、冀，大为民害。命将出众，每战常负，中国益发甲卒，麦多委弃，但有妇女获刈之也。‘吏买马，君具车’者，言调发重及有秩者也。‘请为诸君鼓咙胡’者，不敢公言，私咽语也。”这些史料便是东汉时期羌人骚乱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边患之苦的真实写照。 　　段颎的出现，打破了东汉王朝朝与羌族关系的固定剧本，从根本上彻底解决了令汉帝国头痛了整整一个世纪的羌人边患问题。从延熹二年（159）二月至建宁二年（169）七月的十年时间里，段颎先后经历180次战役，斩杀3万8千余人，俘获家畜42万7千头，费用44亿，汉军战士仅仅死亡400余人。先后平定了烧当、烧何、当煎、勒姐等八个羌人部落的联合作乱。羌人闻段颎之名则惊惧欲死，称之为“杀神”。东汉政府封段颎为新丰县侯，采邑万户。时值建宁时期，窦太后临朝，曾下诏褒奖段颎曰：“洗雪百年之逋负，以慰忠将之亡魂。功用显著，朕甚嘉之”。 　　二 　　作为一代名将，段颎不是那种计较一城一地得失的将领，其作战时能根据战争发生的实际情形进行有针对性地布兵排阵或战术安排，主张讲究战术，克敌制胜，以歼灭敌人主力为手段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 　　延熹二年（159）段颎初任护羌校尉时，西羌八部反叛，寇陇西，金城塞。段颎率领汉军以及湟中义从羌（也就是羌族雇佣军）1.2万骑兵出湟谷，渡南度，越绝岭，战罗亭。小试牛刀即斩其酋豪以下2000级，获生口10000余人，虏皆奔走。延熹三年（160）闰正月，西羌部众联合烧何部落，攻击张掖。凌晨时分，逼近段颎军营，兵力悬殊之下，段颎亲自下马与敌步战，两军白刃战。缠斗至中午，汉军固然是刀折矢尽，羌军更是吃不住劲，全线溃退。段颎率领汉兵追击，且进且战，昼夜相攻，一路上割肉食雪，历四十余日，长途奔袭，追出塞外二千余里。终于在积石山追上羌军，阵斩烧何部落酋长及部下五千余人。接受残余部众投降后，班师途中又于允街击溃西羌勒姐部落及零吾部落联合，斩首虏三千余人。这就是有名的“积石山大捷”。 　　初与羌人交战时，羌人兵强马壮，作战勇猛，令汉兵震恐不已。羌军战法与汉人亦不同，其步兵善使羌长刀与羌盾，骑兵尤为骠悍。“其为兵，长于山谷，短于平地。男子兵死有名，且以为吉。病终谓之劣，又以为不祥。”羌兵又皆为披头散发妆扮的造型。“因其先祖爰僭为秦国奴隶娶劓女于野。耻其状，遂披发”（引文见《后汉书•西羌传》）。每逢作战时必先跳舞曰“哈日”。羌语意为“我们要进行练兵演习”。属出征前誓师的军事舞蹈。舞者执兵器，唱出征之歌。在领舞者率领下，先列单行，发出浑厚的吼叫，晃动着整齐的兵器，走着各种队形。羌笛一响，骑兵首先冲锋，步兵随后拥簇而来。士气高昂，锋锐毕露，大有所向披靡之势。 　　段颎便摆出步克骑的阵法来迎战羌军。命令军士张镞利刃，排出战阵。先布长矛三重以克敌骑攻势，后挟以强弩飞矢射杀骑兵后面的步兵，左右两翼则汉军轻骑伺机合围歼杀敌兵。步克骑的阵法完全打乱了羌兵传统的攻杀模式，段颎每战必胜。 　　除排兵布阵外，针对羌人善使长刀的特点，段颎对自己军队的武器装备也进行改良。其麾下步军皆以弓弩、戟、楯、刀剑和甲铠五兵为主。作战时，汉军步兵右手所执兵器为“环首铁刀”，因其刀柄尾端有一圆环而得名。环首刀全长大约70厘米到110厘米不等。刀身笔直，单面开锋，刀背厚实，适合用來砍劈。左手所持兵器称为“钩鑲”，是一具附有长铁钩的小型铁盾，主要用來对付使用长刀的羌兵。配合使用时，士兵一手拿钩鑲，一手拿环首刀。当羌人的长刀刺（或劈）来時，就以钩鑲上的长铁钩勾住他的刀头，然后再冲过去用左手环铁刀給敌人以致命一击。汉兵穿得铠甲，是用中小型甲片编成的鱼鳞甲。头戴半圆形的铁冑頂，是由长条形的铁冑片编成，称为“兜鏊”。在兜鏊的后面还有以短铁冑片编成的形似护领的“顿项”，用以保护后脑与颈部。（见图一）汉军的骑兵皆以弓弩、河曲马和铁铩为主。骑兵所持兵器叫“铁铩”，由铍演变而成的一种兵器。与铍的区别是铁铩在茎与刃之间加有两端上翘呈锐尖状的一个部件，具有格架功能，称为“镡”。铁铩长一般25到30厘米，镡宽约10厘米，属于矛类兵器。身披大型长条甲札编成的铠甲。铠甲胸前开襟，可以左右打开，穿戴方式就像西式衬衫。（见图二）汉军军服亦称“戎服”，在整体上沿袭秦代模式。其袍服名为“禅衣”，裤子称为“诏”。戎服整体十分宽松。在行军打仗时为了便利行动，还要常常在戎服外裹行缠。汉代军人的冠饰基本上为巾帻外加毡或皮制的武冠。脚上主要穿靴履。履有圆头、平底和月牙形头等样式，多以麻布或麻编织而成。《后汉书》载，光武中兴，定都洛阳，因为洛阳的“洛”字带水字边，与火德相冲，不吉利。遂改 （图一） 洛阳为“雒阳”。接下来“立郊兆于城南，始正火德。 色尚赤，故号炎汉”。因此，东汉士兵的戎服的颜色则以红色为主。 　　延熹八年（165）二月。段颎击破勒姐羌族部落。斩首400余级。降者2000余人。同年夏。进军当煎种羌人犯兵于湟中一带时，不幸中伏。被围三日，矢尽粮绝。就在这样完全失利的情势下，段颎乘虚引兵潜师夜出，复还师攻之，鸣鼓佯战。竟大破羌虏，首虏数千人。之后，段颎连破诸羌叛军。穷追猛打，转战山谷之间。“自春及秋，无日不战，诸羌部终于全面溃散”。共计杀2万3千人。俘虏数万人。万余人投降。永康元年（167）正月，当煎羌起兵反汉，四千余人进攻武威郡（今甘肃武威），护羌校尉段颍进计，于鸾鸟（今甘肃武威南）一带，杀其渠帅，斩首3000余级，西羌于此平定。 　　三 　　除了克敌制胜的优良阵法和改进兵器装备的取胜措施外，一代名将段颎作战勇猛，身先士卒，且关心爱护士卒，深得汉军将士的拥戴。《后汉书》称其“行军仁爱，士卒疾病者，亲自瞻省，手为里创。在边十余年，未尝一日蓐寝。与将士同苦，故皆乐为死战。”段颎还善于在残酷的战事中营造悲壮勇敢的气势，以身作则，奋身杀敌，较好的鼓舞了汉军将士在破羌战争中的士气。 　　建宁元年（168）春，时任朝庭护羌校尉的段颍请求汉灵帝发兵平定东羌之乱。汉灵帝准许了段颎的请求。朝庭调集骑兵五千、步兵一万、车三千辆，命其讨伐东羌 （图二） （指靸居内地之羌）。于是段颍率兵万余人，带十五日粮， 从彭阳（今甘肃镇原东南）进军，直指高平（今宁夏固原），与先零诸羌大战于逢义山（今宁夏固原附近）。当时羌兵势众气盛，双方刚一交战，汉兵即败下风，凶悍的羌军挥兵追杀来，汉军部分兵士流露惊惧之色。段颍激励将士说：“现离家数千里，进则事可以成功；退则必死，大家应努力向前，争取功名！”遂身先士卒，大呼冲入敌阵，士卒随后冲击，大败诸羌。这一战斩首8000余级，获牛、马、羊28万头。汉廷以破羌之功，拜段颍破羌将军，并调金钱、彩帛为其军费。 　　东羌，原本是东汉时期西羌族内徙的一支。当时分布在安定﹑上郡﹑北地等三郡一带。自从征西将军马贤对东羌作战失利之后，东汉王朝一直拿他们没办法，三郡地区长期受到东羌的袭扰。虽说后来度辽将军皇甫规与中郎将张奂数次击败东羌。但是东羌反复无常，当汉军撤走之后东羌又会作乱，作乱被汉军击败之后又臣服于汉朝。为此，段颎向朝庭上书请战，打算一劳永逸的从根本上解决羌人骚乱的问题。建宁元年（168）春天“逢义山之战”获胜之后，段颎率领轻装部队，继续讨伐东羌，出桥门谷，日夜兼程。一天一夜奔袭二百余里，在奢延泽（内蒙乌审旗—鄂尔多斯右翼前旗）、落川、令鲜水等地与羌军连续作战，取得了一连串胜利。最后在灵武谷决战，这时候的羌人已经完全崩溃了，段颎引兵追击三天三夜。在即将平定东羌的关键时刻，中郎将张奂却又主张像以往一样对东羌进行招抚。段颎上书反对，但是朝廷最终同意了张奂的建议。派冯禅说降。段颎认为春天羌人粮食不足，所以羌人很快又会来劫掠，应该力追穷寇，除恶务尽，最终解决东羌骚扰边境的重大问题。于是段颎没有听从朝廷招抚的命令，带领军队凡亭山与羌军决战，汉军大胜，羌军往东溃逃。建宁二年（169）七月，东羌残兵在射虎谷又聚集了起来。段颎分兵驻守射虎谷的谷口。命骑司马田晏、假司马夏育率兵七千，司马张恺率兵三千，分二路乘夜上山袭击羌人，自己率步骑正面进攻，“遣千人于西县结木为栅，广二十步，长四十里，层层推进，步步围剿。斩其渠帅以下万九千级，获牛马驴骡毡裘庐帐什物不可胜数”。于是东羌平定。段颍以功封亲丰县侯，食邑万户。 　　段颎将军平定羌乱的威名远播凉州边关，羌人闻段颎之名则惊惧欲死，称之为“杀神”。不仅当时的羌人怕段颎，其后好几代羌人也畏惧段颎。《三国志•贾诩传》载，贾诩有一次遇到了十几个拿着武器的羌人，贾诩诈称是段颎的外孙，结果羌人都不敢加害贾诩。最后“与盟而送之，其馀悉死。诩实非段甥，权以济事，咸此类也”（《三国志•贾诩传》）。 　　四 　　大汉破羌将军段颎虽战功赫赫，威名远播，但其生平经历却极为坎坷，一生三次入狱，命运跌宕。因破羌战争，又和其他大臣与将领之间充斥着各种恩怨纠葛，最终没有走出因宦官污陷蒙冤而死的悲剧命运。 　　段颎初入仕，任为辽东属国都尉一职。汉制，属国是设立在边远地区有降番的民族聚居地安置内迁的少数民族的一个机构，名义相当于郡，“存其国号而属汉，故名”（《汉书•武帝记》）。辽东属国在辽河以西至锦州一带，段颎的这个属国都尉职务相当于大汉朝辽东移民地区的保安武官。汉桓帝永寿二年（156），辽东一带发生乌桓鲜卑难民暴动事件。平叛防暴是属国都尉的职责所在，段颎遂领兵平暴。鲜卑义军的战法来去无踪，毫无章法，挥兵进击则远遁无形，汉兵驻扎休整时鲜卑人又前来扰袭。这使想尽快结束战事的段颎很是费神费劲。有一天，段颎忽发奇想，伪托一封皇帝让其即日班师回营的诏书，让人伪装成朝庭的使者前来兵营宣读诏书。而后，段颎一边佯装撤退，一边在路上设下伏兵。结果，得到情报的鲜卑人信以为真，就尽全付兵力大举追杀而来，正中段将军的伏兵计，导致全军覆没，鲜卑难民暴动事件得到平息。不过，伪托皇帝的伪命令属“矫诏”之罪，依汉律将罪之斩首。所以，鲜卑暴动平息之后，段颎便琅铛入狱了。由于段颎打了胜仗，汉桓帝也不好意思下令把他立即处死，于是段颎就开始了自己生涯中的第一次牢狱之灾。事实上，生活在封建王朝且身为属国都尉段颎不可能不知道“矫诏”杀头之罪的，但段颎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却冒着杀头的危险去触动封建社会里最敏感的禁忌。同年，山东泰山、琅邪一带的流民在首领东郭窦和公孙举的带领下起义造反，兵势汹猛，至永寿二年（156）秋七月，公孙举等攻占了青、兖、徐三州。司徒尹讼上奏推荐段颎平乱，桓帝准奏，赦段颎出狱且拜为中郎将，遣段颎往青州和兖州一带去讨伐东郭窦、公孙举等。段颎“一战功成。封列侯，赐钱五十万，除一子为郎中”（《后汉书•段颎传》）。 　　由此可见，段颎具有军事家所特有的谋略与胆识，但却缺乏高度极权的封建社会里人臣所应具备的圆熟周到、斡旋机巧以归避政治风险的基本素质，这样极不相称的处世意识就为其悲剧命运埋下了致命的伏笔。 　　段颎的第二次入狱经历仍与破羌战争有关。延熹四年（161），凉州刺史郭闳嫉妒段颎的战功，故意滞留且阻难段颎的军队。当时，段颎所带军中多为湟中（今青海省湟中县）一带征集的汉族和羌族士兵，称为“湟中义从”。这些士兵因为长期参战，思念家乡，不久就全部反叛。郭闳趁机将“湟中义从”的反叛归罪于段颎，段颎就第二次获罪下狱。段颎下狱之后，羌人的反叛问题越来越严重，到处烧杀抢掠，一度时间里凉州沦为人让地狱。饱受羌人骚扰之苦的凉州吏民纷纷长途跋涉赴洛阳为段颎申冤，其时羌族的各分支造反日益激烈，凉州几乎沦陷。朝廷经过查证知道了段颎是被诬陷的，所以又启用了段颎。值得一提的是，朝廷调查的时候，段颎只是谢罪并不说自己冤枉，因此被称之为品德敦厚的“长者”。 　　因为破羌战争，“凉州三明”之间充斥着许多恩怨纠葛。因为度辽将军皇甫规字“威明”，中郎将张奂字“然明”，段颎字“纪明”，当时的人们就把这三位同在凉州进行破羌战争的将领并称为“凉州三明”。皇甫规曾先后七次向朝廷荐举张奂，张奂和皇甫规关系极为亲善。在和羌人的战事关系中，度辽将军皇甫规与中郎将张奂始终坚持采用招降和怀柔政策，却成效甚微。段颎采取强硬的军事政策却在一至两年的时间之内将问题全部解决了。皇甫规和张奂担忧朝廷责罚自己破羌未能尽力，就极力阻止段颎对东羌的强硬战争。所以，在建宁二年（169）七月，段颎挥兵追击东羌残兵至泾阳（今甘肃平凉西），在即将平定东羌的关键时刻，中郎将张奂却上书极力阴止段颎，主张像以往一样对东羌进行招抚。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段颎认为，其时匈奴已被窦宪赶出大漠，再也无法对大汉造成任何威胁，而边境屡屡动乱的根源就是因为羌族的叛乱，因此，段颎坚决要求消灭诸羌，从根本上解决边境动乱的问题。“凉州三明”间因而结怨很深。熹平元年（172），段颎出任司隶校尉（京畿卫戍总司令)，掌握刑杀大权，想逐张奂回敦煌。张奂忧惧段颎加害自己，便写信给段颎谢错：“小人不明，得过州将，千里委命，以情相归。足下仁笃，照其辛苦，使人未反，复获邮书。恩诏分明，前以写白，而州期切促，郡县惶惧，屏营延企，侧待归命。父母朽骨，孤魂相托，若蒙乡怜，壹惠咳唾，则泽流黄泉，施及冥寞，非奂生死所能报塞。夫无毛发之劳，而欲求人丘山之用，此淳于髡所以拍髀仰天而笑者也。诚知言必见讥，然犹未能无望。何者？朽骨无益于人，而文王葬之；死马无所复用，而燕昭宝之。党同文、昭之德，岂不大哉！凡人之情，冤则呼天，穷则叩心。今呼天不闻，叩心无益，诚自伤痛。俱生圣世，独为匪人。孤微之人，无所告诉。如不哀怜，便为鱼肉。企心东望，无所复言”（《后汉书•张奂列传》）。段颎虽然性格刚猛，但最终不忍加害张奂，真正是一位品德敦厚的“长者”。 　　五 　　著名史学评论家周泽雄认为：“观一个朝代的兴衰嬗递，考察其杰出之士的种种死状，不失为一个方便的途径”（周泽雄《青梅煮酒》）。 　　段颎的第三次入狱，可以用来放大东汉末年政治社会的昏庸黑暗和残暴无道。 　　从延熹二年（159）二月至建宁二年（169）七月的十年时间里，段颎先后经历180次战役，斩杀3万8千余人，俘获家畜42万7千头，费用44亿，汉军战士仅仅死亡400余人。先后平定了烧当、烧何、当煎、勒姐等八个羌人部落的联合作乱。段颎在边疆十余年，没有一天安心睡觉，跟将士同甘共苦，部属甘愿奋身死战，所以大军所指，都能建立功勋。东汉政府封段颎为新丰县侯，采邑万户。当时，东汉旧制，全国最高统率大将军一般也只有六千户的封邑规格，而段颎的封邑则打破了东汉最高将领的封邑标准。建宁三年（170）春季，征调段颎回京师洛阳，担任侍中，开始了朝庭中的政治生涯。东汉末年是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比清末犹有过之。从跋扈将军梁冀二世纪50年代开始，即令位列三公的太尉等人，从无一人能够任职超过一年的。主要是因为每次提拔一人出仕，皇帝都会向该人收取一定数额的钱财。熹平二年（173）五月，擢升司隶校尉段颎为太尉。但仅过了七个月，即熹平二年（173）十二月，太尉段颎即遭免职。为了在混乱的政治环境中安身保命，段颎便和史称“十常侍”中的二位大宦官王甫和曹节交好，为其身后的牢狱之灾埋下了伏笔。 　　光和二年（179），段颎复代桥玄成为太尉。在位仅月余，便逢上了好多年才一遇的“日食”天文现象。东汉时期人们尚无科学意识，蒙昧无知的古人总是本能地将这一寻常的天文现象视为“上天发怒”的表征，每一次短暂的“天狗吞月”都会引来宫廷长时间的惶恐不安。每逢此，皇帝或大臣就要在家自我弹劾，既然皇帝不可能让下御座，太尉只能引咎辞职，段颎便交还印绶在家自劾。也合当有事，这一年大宦官王甫和曹节谋诛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之事泄漏，侍中杨彪和司隶校尉阳球奏诛王甫和曹节。昔日权倾天下的大宦官王甫和曹节因制造“党锢之祸”被下狱，而后“死于杖下，尸被磔”。当时，司隶校尉阳球与他的岳父中常侍程璜趁机陷害段颎，于是段颎开始了第三次的牢狱生涯。这一次是死牢，段颎唯一能够享受的“太尉级”待遇是不必被开刀问斩，只要把送给他的那杯毒酒喝下就行了，于是段颎“遂饮鸩死，家属徙边”。诛杀功臣，在中国历史上曾频频上演，而每一次的上演都会把巨大的死亡阴影罩在无辜的亲族成员的头顶。段颎的家族成员虽然没有一个接一个地人头落地，却无一例外地被发配到蛮荒的边疆。 　　中平元年（184）二月，中常侍吕强上疏为事涉“党锢之祸”的人员平反，汉灵帝为蒙冤而死的段颎洗雪冤情，并追诏段颎的军功勋德，下令被发配到蛮荒之地的妻子儿女和亲族成员一一返还京师。时人唏嘘感叹，可怜段颎一生征战没能死在战场上，却最终死在自己人的手里。也许，三次入狱，命埙宦海，便注定是这位大汉破羌英雄的悲剧命运吧。 　　段颎从根本上彻底解决令汉帝国头痛了整整一个世纪的羌人边患问题，引得后人对其作出毁誉不已的评价。司马光指出：“御之不得其道，虽华夏之民，亦将蜂起而为寇，又可尽诛邪！然则段纪明之为将，虽克捷有功，君子所不与也”（《资治通鉴》）。意为如果朝廷治理不得法，即令是中国人也会蜂拥而起沦为强盗的，岂能杀尽杀光？认为段颎虽为一代名将，克敌有功，但正人君子并不赞许。其实这样的评价和张奂“戎狄一气所生，不宜诛尽，流血污野，伤和致妖”的言论是同一个腔调（引文见《后汉书• 张奂传》）。对此，范晔有极为精当的评述：“羌戎之患，自三代尚矣……而张奂盛称是何言之迂乎。羌虽外患，实深内疾，若攻之不根，是养疾疴于心腹也。”因此，范晔盛赞段颎的破羌之功，认为“段颎受事，专掌军任，资山西之猛性，练戎俗之态情，穷武思尽飙锐以事之。身当百死之阵，根谓尽其根本……段追两狄，束马县锋。纷纭腾突，谷静山空”（《后汉书•段颎传》）。有人认为，大概《后汉书》作者范晔生活的时代正是五胡乱华、衣冠南渡的动荡离乱时期，而司马光正赶上大宋朝国力强盛的好时候，要是再往后推四十多年，赶上靖康之变，不知司马光又将作何感想呢？ 　　段颎是卫青、霍去病的合格继承者，一个真正的“征西将军”。在对抗游牧部族骚扰寇边时，屡立战功，捍卫了大汉帝国的民族尊严。翻阅史书可以看到，大汉破羌将军段颎的连续作战能力古今名将难以匹敌。段颎及其破羌军队，在“自春及秋”的半年时间里，以“无日不战”的旺盛斗志，连续追剿入侵之敌，凯歌频传。即使近滤掉史籍资料中夸张描述的折扣，将“无日不战”理解成“每旬一战”，也同样让人惊心动魄。清代武威籍学者张澍认为，“新丰侯以■（九虎）阚之气，摧骁杰之虏，慰国殇之魂。广堂之威，在炎汉世实无其仪”（《段太尉集序》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