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宝《元和姓纂》（以下简称《姓纂》）是目前存世的唯一以姓、望、房三级结构条贯姓氏、家族以及人物的唐代官修谱牒。晚近以来，敦煌文书谱牒资料如北京图书馆藏位字79号氏族谱残卷、《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残卷等相继发现，为唐代谱牒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但这类文献只记载了当时“姓望”在各个地区的分布和排序，没有涉及“姓望”之下的房支和人物，与《姓纂》的形式、内容都迥然有别，因而无法取代后者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不过《姓纂》“至宋已颇散佚”，至清更是“绝无善本，仅存七八”1，清人孙星衍、洪莹以及近人罗振玉在辑佚、校勘方面用力甚勤，对《姓纂》宗旨亦有所涉及。2岑仲勉氏参核历代史传并征引出土碑志，作《元和姓纂四校记》，在《姓纂》纂修缘起、卷数、体裁、世系叙次特点等方面均有深入阐发，堪称此类研究之集大成者。此后王仲荦先生作《元和姓纂四校记书后》，对岑氏所“未详及者”又有所补益。3本文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今本《姓纂》中“占篇幅稍多、幸得不坠”之杜氏郡望史料，4试从一个侧面揭示《姓纂》的特点及其史料价值。 一 、《姓纂》记杜氏郡望周详、准确 以姓、望、房结构条贯姓氏、家族、人物，对姓氏渊源、支系流变以及在房望兴衰过程中起过重大作用的人物均予记述，是《元和姓纂》的一大特点。以杜氏为例。杜乃汉魏大姓，宗族历史源远流长，支系众多。然而关于杜“姓”之下究竟包含了多少郡望，谱系文献中的记载歧异甚多，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以下简称《新表》）记杜氏京兆、襄阳、濮阳、洹水4望；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略同于《新表》5。陈彭年《广韵》记杜氏京兆、濮阳、襄阳3望。6马永卿《嬾真子》引《杜氏家谱》称杜氏凡京兆、杜陵、襄阳、洹水、濮阳5“房”（此处“房”“望”同义）。7在《姓纂》中，林宝条列杜氏共14望，即京兆、襄阳、中山、濮阳、洹水、陕郡、安德、扶风郿县、郾师、成都、河东、齐郡、醴泉、河南，是目前所见文献中记载杜氏郡望数量最多、分布地域最广者，为了解汉魏以至隋唐杜氏家族之繁衍分化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其所具有的史料价值无疑是相当高的。 除去郡望数量多之外，《姓纂》对郡望的记载大多脉络清晰，详赡可信，与史传基本吻合。比如，关于陕郡杜氏，其它谱系资料阙如，唯《姓纂》有记载： 后魏广武太守杜德，云当阳侯之后。曾孙贲阤，生善贤、善意。善贤，绵州刺史。善意，涪州刺史。 杜德事迹，见于《魏书》21《献文六王上·咸阳王禧》、《魏书》80《樊子鹄传》及《北史》19《文成五王·咸阳王禧附子树》：北魏太昌初，宗正卿元树奔梁，数为梁将领，侵扰魏境。魏孝武诏徐州刺史、大都督杜德出击，德擒树送京师。杜德为广武太守或在此前后。杜善贤则见于《太平广记》254所引《启颜录》，为长安令。《全唐诗》有刘行敏《嘲李叔慎贺兰僧伽杜善贤》。8又据《新唐书》83《诸帝公主》，杜善贤同僚贺兰僧伽尚李渊女房陵公主，据此可知杜善贤为唐初人物。总之，《姓纂》记陕郡望虽寥寥数语，但其中所记人物年代却都能在史传中找到依据。 又如关于杜氏襄阳望的归属问题，有关文献也存在很大分歧：《新表》以玄宗名臣杜希望、德宗宰相杜佑父子一支为襄阳望，《姓纂》则以杜佑为京兆望，以诗人杜审言、杜甫祖孙一支为襄阳望。那么，两者究竟孰是孰非呢？ 考诸史传，杜佑出自杜预次子杜尹之后。永嘉乱时，杜尹为西晋弘农太守，因率部伍退守洛阳一泉坞，为乱兵所害。9南北朝时期，杜尹子孙淹留北土，尹六代孙杜顒，有名于史传。10 至唐初，顒裔孙行敏名闻一时，是为杜佑曾祖；行敏生崇愨，（发表稿作懿，未改愨）为杜佑祖父；崇愨生希望，玄宗时陇右节度使，生佑。自杜顒开始，这一支子孙即以京兆之少陵为家族墓地，世世代代归葬少陵。11总之，杜尹后人并无属籍襄阳的历史，而在唐代文献中，如权德舆所作杜佑遗爱碑及墓志铭，均称杜佑出自京兆杜陵；12杜佑孙杜牧以及武宗朝作过宰相的杜悰，都自称“杜陵”人或被称作“京兆”人，而绝无以其为襄阳望者。可见《新表》将杜佑归属襄阳望显然是缺少史实依据的。 反观《姓纂》所记，襄阳望出自杜预少子杜耽。西晋永嘉之乱后，杜耽后裔随宋武帝刘裕南渡，其后子孙繁衍滋盛，形成了庞大的襄阳杜氏宗族，包括宋边将杜骥、杜坦兄弟房支、梁地方豪强杜怀珤房支以及杜甫先祖杜叔毗房支，他们均与襄阳有过特殊因缘，因此在唐代人士心目中，真正的襄阳杜氏是杜审言、杜甫一支。13至于《新表》缘何致误，恐怕与杜佑父祖曾受封襄阳县男、襄阳公有关14。又因《新书》只取宰相房望入《世系表》，而杜审言等家族未曾出过宰相，故《新表》一方面没有收录杜审言、杜甫一系，另一方面又将杜希望的封爵等同于郡望，遂误以京兆为襄阳。 总之，相对而言，《姓纂》对杜氏房望关系的记载较为全面、准确，且大多与史传记载相吻合，清人洪莹称《姓纂》“载列唐人世系，元元本本，尤为详核”，15可谓确论。其实不唯杜氏一姓，他如关于郑氏荥阳望之下的房支，也有类似的情况。据《新表》“郑氏”条： （郑）晔生中书博士茂，一名小白，七子：白麟、胤伯、叔夜、洞林、归藏、连山、幼麟，因号七房郑氏。 但《元和姓纂》九“郑氏荥阳开封”云： ……（郑）晔号北祖，恬号中祖，兰号南祖。晔七子，白麟、小白、叔夜、洞林、归藏、连山、幼麟，因号七房郑氏。 据《金石录》21 后魏《郑胤伯碑》及荥阳后裔郑樵的考证，16白麟为小白兄，胤伯为小白子,可见《姓纂》所记与史传吻合，而《新表》却有明显纰缪，难怪招致郑樵的讥讽。17《新表》与《姓纂》在襄阳杜氏、荥阳郑氏记载上的歧异也说明，岑仲勉氏“《新表》乃《姓纂》之嫡子”的结论，恐怕不具普遍性，至少具体到杜氏、郑氏的郡望，《新唐书》与《姓纂》就很不相同。 二、《姓纂》杜氏郡望史料的价值 众所周知，宪宗朝编修《姓纂》的直接原因，是元和七年朝廷加封边将爵位，有司误将出自天水望的朔方帅阎某“建苴茅之邑于太原列郡”，阎对“封乖本郡”大为不满，于是上书陈述原委。宪宗痛感“有司之误不可再也”，遂诏“通儒硕士辨卿大夫之族姓者，综修《姓纂》”，使“条其原系，考其郡望”。18由此可见，在唐后期，官方对郡望之别已不甚了了，以致专司此职的人员张冠李戴，误将天水作太原。足见《姓纂》的修纂，在当时是一项相当紧迫的任务。 那么，郡望之别为什么会如此混乱呢？唐自中叶以后，郡姓的变动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郡姓数量有大的增加，二是同姓之下郡望的界限趋于模糊。据北京图书馆藏位字79号敦煌文书氏族谱残卷、伦敦大英博物馆藏《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残卷的不完全统计，唐安史之乱前，全国85郡中共有398 个郡姓；到德宗以后，郡姓数量则成倍增加，在全国91郡中，已有777个郡姓。其中除去部分魏晋旧望得以保留外，还包括许多新兴的庶族官僚姓望，以及一些少数民族首领姓望。再有，在科举制日益发展和完善以后，士族子弟主要通过科举途径进入仕途，他们纷纷脱离原籍，荟萃两京，而这种士族大迁徙的高峰，出现在高宗、武后及玄宗时期。19伴随着士族的重新流动，唐初山东士族那种“每姓第其房望，虽一姓中，高下悬隔”的情况已有所改变20，士族的地域意识逐渐淡化，同一姓氏内部的房郡高下之分实际上已不那么分明。 仍以杜氏家族为例。从唐初开始，杜氏襄阳、洹水、濮阳等郡望也相继迁往两京，其著名人物大都跻身于显宦行列。在玄宗天宝时期，杜氏尚且分为京兆、襄阳、濮阳三望。21但在德、宪后的谱牒文书《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中，杜氏仅见于“雍州京兆郡出卌姓”下 22，而濮阳、襄阳、洹水、中山等望已不见记载。另在反映代宗大历后郡姓分布情况的《太平寰宇记》中，杜氏也只出现在“关内道雍州京兆郡八姓”中。23杜氏郡望渐趋划一的过程，开始于唐代中叶，即《新唐书·高俭传赞》所云：“至中叶，风教又薄，谱录都废，公靡常产之拘，士亡旧德之传。言李悉出陇西，言刘悉出彭城。悠悠世祚，讫无考按。冠冕皂隶，混为一区。”在此背景下，《姓纂》记载了汉魏以来大姓之下的众多郡望，及时描摹下了一幅正在消失或已经消失了的中古士族郡望房支全图，不啻“抢救”出了一笔财富，其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清人孙星衍说：“姓氏与郡望相属，乃知宗派所出”，24扼要概括出郡望与宗族的关系。在中古士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郡姓下的房支是士族家族研究的核心内容，离开房支这一基本环节谈论士族只能流于空泛。《姓纂》中的杜氏郡望、房支史料，对于深入探讨杜氏家族的发展历史，具有重要价值，这主要体现在： 首先，杜氏14望清晰勾画出了杜氏本宗和支系的发展脉络。杜氏先祖原籍本在南阳杜衍。先是杜周一房于汉武帝初年迁至茂陵，至杜延年时又迁居杜陵。经过大约三代人的经营，“杜陵杜氏”（亦即日后的京兆杜氏）成为远近闻名的世家。到魏晋之际，以杜畿、杜恕、杜预为中心，杜氏家族更加繁盛，成为四海望姓。西晋永嘉之乱，杜姓分化为南北两个系统，十余个郡望，而洹水、中山、襄阳等郡望大都是此时由京兆本宗分化出来的房支，以后逐渐发展为独立的郡望。但在正史中，很难找到这些房望关系转换的记载。因此，根据《姓纂》所提供的郡望史料按图索骥，往往会在探寻姓氏流变方面有大的收获。 从地理分布上看，《姓纂》杜氏14望散处关中、河南、河北、山东以及江汉、蜀川等地。这个现象表明，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动荡，杜氏房望关系变动剧烈，杜氏后裔遍布四方，如杜预四子中杜锡后人南渡建康；杜耽一支南渡襄阳，成为侨姓士族中的一员，在南朝政治舞台上充当了重要角色，渐渐独立为襄阳望。他们的活动和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关中”的范围。可见《姓纂》保留下来的郡望史料，极大丰富了杜氏研究的时空内涵，为探求汉唐数百年间杜氏家族的兴衰历史提供了宝贵的线索。正如岑仲勉氏所说：“有能继轨六朝，网罗百姓，书虽残缺，大致犹具者，于今唯唐林宝之《元和姓纂》，岿然尚存，非氏族学者所亟宜攻治之书乎！”可见，《姓纂》中有关郡望的史料，在今日仍不乏其珍贵的价值，对此，学者应予以高度的重视。 1《四库全书总目》卷135子部类书类一，中华书局1965年。 2 孙星衍、洪莹整理的“录本”于嘉庆七年刊行。后又有洪莹的金陵书局“局本”于光绪六年刊行。罗振玉就局本作《校勘记》二卷。 3《唶华山馆丛稿》中华书局1987年。 4 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自序》云：“若今本韦、杜、刘、陆诸姓，占篇幅稍多，幸得不坠者，或因与传录人有关，未可定矣。”见中华书局1994年版《元和姓纂》。 5 见该书卷24，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 6 此杜氏三望见于宋陈彭年《广韵》卷３“十姥·杜姓”。 7 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 8 《全唐诗》869，中华书局1960年版。 9《晋书》63《魏浚传》。 10《魏书》45《杜铨传附杜顒》。 11《樊川文集》卷10《自撰墓志铭》。 12《全唐文》卷496权德舆《杜佑遗爱碑》，卷505《杜佑墓志铭》。 13 如宋之问在与杜审言的送别诗《三月三日于灞水曲饯豫州杜长史别昆季序》中称：“言辞灞滻，将适荆河。恋旧乡之乔木，藉故园之芳草。”显然是把“荆河”看作杜审言的“故园”的；又如高宗时杜易简与吏部侍郎李敬玄失和，李称易简为“襄阳儿”。杜怀珤后裔杜文范也被时人称作“襄阳人”。 14《全唐文》卷496权德舆《杜佑遗爱碑》。 15 洪莹《校补元和姓纂辑本后序》，见中华书局1994年版《元和姓纂》。 16 郑樵《荥阳谱序》，载清咸丰十一年刻印《樵月斋郑氏宗谱》。 17 郑樵《荥阳谱序》云：“今《唐书》但取其宰相世系而录之，且既曰世系，则其所系当概举，岂可偏录。如三代时国家相传，贵贱有定分，故取其世适。三代之法既远，不过于众姓之中，骤贵者则为宰相，又何必黜彼而取此？”（出处同上） 18 林宝《元和姓纂原序》，见中华书局1994年版《元和姓纂》。 19 据毛汉光对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太原王氏等10姓、13家所作的统计调查，自隋初迄于唐末，上述大士族之主要人物从幽冀、陇西、吴会等地汇聚京、洛，他们定居两京地区，以便在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带寻找仕进之机（《中国中古社会史论》第八篇《从士族籍贯迁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 20《新唐书》95《高俭传》。 21 《广韵》本出于唐天宝时人士孙愐之《唐韵》，其中有关郡望的史料基本上可视作唐代中叶郡望分布的客观记录。参考〔日〕池田温《唐代の郡望表（上）――九·十世纪の敦煌写本を中心として》，《东洋学报》1959年，42－3号。 22 王仲荦：《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考释》，《唶华山馆丛稿》，中华书局1987年。 23 王仲荦：《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残卷考释》，《唶华山馆丛稿》，中华书局1987年。 24 孙星衍《校补元和姓纂辑本序》，见中华书局1994年版《元和姓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