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有所成  努力钻研 

卞寿孙，字白眉，江苏仪征人，1884年（清光绪十年）出生于湖北武昌。1899年，未及弱冠的卞寿孙，经科考成为秀才，成为那个时代习见的传统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后以祖荫授太常寺斋郎，这时的卞寿孙，基本不懂现代经济金融知识，距离他未来将要从事的银行职业的路途也似乎甚为遥远。此时，康有为、梁启超等鼓吹变法维新虽然惨遭失败，“六君子”血洒刑场，但新学的传播仍然不以保守派的意志为转移，正在日渐深入社会的各个层面。时值青年求知欲望最强的时期，卞寿孙显然也受到新学的影响，接触到一些新学知识，从而为他后来人生道路的转变打下了基础。 

20世纪初，在经历了庚子事变的惨痛之后，中国面临空前的亡国危机，清政府再也无法完全照搬过去的一套统治下去，而不得不行新政，废科举，实行若干改革。为了向经济先进国家学习，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大批青年学子远涉重洋，负笈留学，兴起了世纪初一次空前的留学热潮。此时已年过20的卞寿孙，也毅然决然开始学习对自己而言完全陌生的外语，并于1906年前往美国，先入私立中学学习英文，后入罗德岛州布朗大学学习。对于一个熟读诗书，通晓之乎者也的秀才，如今却要接受全新的ABCD的西方教育训练，其间的辛苦可想而知。但卞寿孙历经苦读，终于顺利毕业，并获得哲学学士学位，成为一位兼通中西的现代知识分子，成功地完成了他人生道路上的转型。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卞寿孙在美国听到这一消息，颇为欣喜，立即决定束装回国，在上海复旦公学任教，用自己的知识为新生的共和国出一点力。其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命吴鼎昌为中国银行监督，命其筹办中国银行，并成立了筹备国家银行事务所。是年9月，经人介绍，卞寿孙脱离复旦公学，任筹备国家银行事务所筹备员，从此与中国银行结下了不解之缘。同年11月，卞寿孙进入中国银行总行，任总行发行局佐理（副局长）。虽然他在美国学习的并非金融专业，他本人过去对现代金融银行业也没有多少了解，但卞寿孙自进入中国银行工作后，便刻苦钻研各类金融专业知识，不耻向专家求教，很快便熟悉了银行业务，成为可以独挡一面的行家里手。1914年3月，卞寿孙调入中国银行会计处，任副总稽核，旋任总稽核。中国银行对稽核工作十分重视，总稽核的地位仅次于总裁与副总裁，全面负责对中行业务的稽核工作，确保业务的正常进行。卞寿孙靠着自己的努力和勤奋，在不长的时间里，由外行成为内行，并成为中国银行总行的一名高级职员。 

二、与总裁徐恩元的矛盾 

1916年6月，北京政府任命徐恩元兼署中国银行总裁。徐上任伊始，雄心勃勃，推行了一系列新措施，力图有所成就。但此时正值中交停兑令风波了尤未了，中行内部对北京政府的举措较为敏感，唯恐再因此而影响中行的业务，而徐对中国银行的情况不甚熟悉，也没有自己的班底，他的施政措施不仅没有得到中行高级职员的认同，反而与中国银行的高级职员产生了矛盾。这一年7月，徐恩元借口开拓中行的国际业务，聘用北京英商麦加利银行经理卢克斯为北京中行副经理，在聘用卢克斯的合同上，订明聘期为5年，年俸为英金3000英镑，津贴1000镑。消息传出后，引起中行商股股东联合会和总管理处部分高级职员的强烈不满。卞寿孙认为，徐恩元此举有欠考虑，因为中国银行为国家银行，聘外国人担任中行的高级职员，将使国家财政的基本情况暴露在外国人面前，对国家不利。再则，卢克斯年俸高出中国职员太多，且不说卢克斯的贡献究有几何，至少他刚被聘请，即拿如此高额的薪金，对中行而言是一种不必要的浪费，对中行的中国职员来说，也未免太不公平。但卞寿孙向徐恩元提出反对意见后，遭到徐恩元的拒绝。卞寿孙感觉忍无可忍，遂联合中行总司帐谢霖（霖甫）、总司券范磊（季美），由三位高级职员共同署名，于1916年7月18日联名致函总裁徐恩元，向其进行质问。函曰： 

“今以外人据副经理之职，于我国财政不难毕窥底蕴而无遗失。一国之财政虽不妨明示公开，然亦有严予秘密之处，一旦尽情掬示外人，其间岂无窒碍？”“卢克斯以一副经理而支薪四千镑之多，……以总统府高等顾问莫利逊，盐务署会办丁恩，各人年俸最高四千镑左右。今以中国银行副经理而支薪与彼等相埒，是否其人之声望才干有大过人者？” 

中国银行总裁徐恩元当时正被“印钞案”所困扰。袁世凯当政时期，财政部曾向美国公司订印一批钞票，上印有“昭武”字样，以示对袁世凯之尊崇，有传言此举与时在财政部任职的徐恩元有关。袁世凯死后，反对派即利用此事攻击徐恩元，要求他予以解释。徐恩元希望中行的高级职员总司券、总司帐、总稽核、总司库、总文书等“五总”，能在报上发表联合声明，说明印制“昭武”钞票事与徐无关。没想到卞寿孙、范磊、谢霖等三人不但没在报端发表的声明上签字，反而写了这封质问书，使徐恩元更是恼火，决心报复，曾有意将总司帐谢霖调出总管理处。 

7月25日，徐恩元到中行视察时，身后跟着步军统领衙门的三名携枪士兵，此举无异于有意向行员们耀武扬威，更引起卞寿孙等人的不满，他们冷眼相向，决定不再与徐恩元共事，于是在次日联名提出辞职。中行副总裁陈威早与徐恩元不和，亦同时声明引退。 

中行几位高级职员同时辞职之事，恰似一石击水，激起轩然大波。国会众议员林文渊、叶夏声等53人曾就此事二次向政府提出质问。质问书称：“徐恩元任中国银行总裁，即聘麦加利银行大班鲁（卢）克斯充该行副经理，举国哗然，徐竟始终悍然不顾，财政当局仍始终袒徐”；“财政当局，整理财政，舍借债无他法，而借债除抵押品外，又徒以聘用外人监管我国财务行政，与借力固为交换条件”；“政府于中行兑现办法及根本计划，一无所闻，徒见徐聘鲁（克斯），以固黑幕。鲁克斯英人也，假使此次借款竟与五国银行团有关，则一鲁克斯至必有其他四鲁克斯同至，且此次借款告成，用罄后，必又继续借款，而可持为大宗抵押品者，止有田赋，并此断送外人监管，何不可之有？……中国银行既属国家银行，外股且不许入，何以竟聘外人经理，致我国库内容使其洞悉无遗，且既予副经理名义，其所掌握必非限于一部分者可比”。 

中国银行商股股东樊信初等人，通电要求财政部挽留卞寿孙等人，电曰：“总裁丧权媚外，举行反对，谢（霖）卞（寿孙）闻将辞职。中行成效谢卞之力为多，二君去留关系至重，请速电部挽留。” 

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致电财政总长陈锦涛称：“总稽核卞寿孙、总司帐谢霖、总司券范磊均相继辞职。三君服务中行有年，成绩卓著，值此行基杌陧，人才难得，岂能听其去职，致妨进行。务请挽留，以重行务，母任企盼。” 

由于徐恩元与卢克斯已签有合同，加之财政总长陈锦涛对徐表示支持，此事虽闹得沸沸扬扬，最终却不了了之。 

卞寿孙辞职后，应原中行总裁、时任中孚银行总经理的孙多森之邀，到天津中孚银行担任总管理处主任秘书兼总稽核。 

三、重回中国银行 

1917年6月，中国银行总裁徐恩元于内外交困中辞职。当年矛盾对立一方的消失，为卞寿孙重返中国银行任职创造了条件。不久，在天津任职的卞寿孙接到中国银行的邀请，担任中行总管理处顾问，终于又回到他任职多年的中国银行。1918年9月，中国银行调卞寿孙担任中行天津分行副经理。1919年1－2月间，卞寿孙还曾代理中行东三省分行经理。 

1919年12月，卞寿孙出任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并在这个位置上一坐就是27年，直到1945年（1938年以后，卞寿孙离开天津先后去香港、重庆任职，没有实际主持行务）。天津是当时华北的第一大工商业城市，工商业较为发达，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亦非常大。卞寿孙在中行天津分行经理的位置上，竭诚为工商界服务，筹措资金，化解危机，为天津和华北工商业的发展尽到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卞寿孙在天津中行任职期间，北京政府的统治脆弱而混乱，财政十分困难，连带影响到金融市场，时有危机发生，中行天津分行也曾多次遇到严重的挤兑风潮。而当每次风潮发生，卞寿孙都能利用他与中孚银行和其他方面的关系，东拼西凑，筹集款项，化险为夷。如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京津一带受战事影响，金融大乱，中行天津分行发生挤兑风潮，在卞寿孙的竭力转圜下，天津分行终于能顺利应付挤兑风潮，在惊涛骇浪中渡过难关。1921年11月16日，天津交通银行发生挤兑，波及中行，且来势汹汹。卞寿孙顾虑中行现银不足，决定暂时限制兑现，每人以10元为限；同时向各兄弟行商调现款。到11月30日，卞寿孙将现款调足，准备恢复无限制开兑。事先，卞寿孙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先请了一位英国人会计师来行检查库存，由其证明库存现金与发行的流通券之数额相符，并登报公告；二是请当地政府当局和公团代表到行公开检查，经认可后认为于12月1日可以完全恢复兑现。挤兑风潮时经半个月，中行天津分行终于恢复为无限制开兑。卞寿孙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付出的辛苦努力是有目共睹的，并得到了中行高层和天津绅商各界的肯定。此后，天津分行邀请各界代表公开检查发行工作，并公布其内容，使信誉得以恢复。 

1922年6月至1925年3月、1925年9月至1928年，卞寿孙两度兼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1925年4月改为北京支行）经理。北京分行和天津分行均为中国银行下属的一等分行之一，但北京分行地处政治中心，业务不仅受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易受到政治形势的干扰。卞寿孙认为：“我行以地位关系，自不能不辅助政府，然所谓辅助政府者，应在轨道范围以内，于行无损，于国有益，而不偏不倚，并不分厚薄，而与以相当之辅助。换言之，即无论何种政府，设能照上列条件，则应与以辅助，原则亦不能因交谊关系而不自顾利害，特与通融。”因此，卞寿孙对北京政府的要求常取虚与委蛇的态度，不主张对政府过多垫款。在业务方面，卞寿孙兢兢业业，努力工作，以“谨守成规，厚培实力”为营业宗旨，对于中行北京分行的正常运作，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京津发生挤兑风潮时，他认为，京、津两地唇齿相依，“主张京津熔化一气，由津酌量助京，以度危难”，而他一身二任的地位，也为实践他的这种设想带来了方便。 

1928年，卞寿孙以其工作业绩当选为中国银行董事，直至1949年。 

四、面对日寇  不失气节 

1937年7月，日本发动侵华战争。7月30日，日军占领天津，国民政府各机关纷纷撤离，但因日本势力暂时不能进入租界，因此中国银行天津分行仍在租界内坚持营业。日军为破坏中国抗战，搜刮军用物资，要求向天津分行透支，但遭到卞寿孙的拒绝。日军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向卞寿孙提出要用无准备金的军票来兑换中行发行的法币，并恶恨恨地出言恫吓，仍遭卞寿孙的拒绝。12月，日本在北平扶持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实行“以华制华”的方针。在日军的支持下，伪临时政府成立了“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以破坏国民政府的金融秩序，为日本侵略及搜刮资财服务。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强令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分摊股金 450万元，但卞寿孙表示：“这需要由中行总行决定。我的权力有限，分行无权做主。”他拒绝在认股书上签字，并以此为理由抵制了伪政权强令中行认股的计划。日伪几次对中行的指令均遭卞寿孙拒绝，日伪从而视卞寿孙为眼中钉，发话要除之而后快。在日本侵略的危难时刻，面对日伪政权的引诱与高压，卞寿孙坚持民族立场，不失民族气节，拒绝与日伪合作，抵制了日伪觊觎中国银行资财的图谋，表现出一个中国人在民族存亡时刻的爱国情怀。 

迫于环境的变化，1938年1月，卞寿孙离开天津前往香港，筹备并主持中行天津分行驻港办事处的工作。1939年，卞寿孙调任重庆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发行集中委员会主任委员并兼代总稽核。1942年12月，卞寿孙升任中国银行副总经理。 

五、主持复员问题的讨论及复业工作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这之前，1943年7月27日，重庆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根据四联总处的部署，组设了“复员计划委员会”，为战后的金融复员复业工作拟订计划并作准备与部署。中行复员设计委员会由总经理、副总经理、总稽核、总秘书、总帐室主任、各部经理、国内外各分行经理、直辖支行经理和有关高级职员组成，共计有35人。中行副总经理贝祖诒任主任委员，副总经理卞寿孙与新加坡分行经理黄伯权任副主任委员。 卞寿孙原为学社会科学出身，拟订远景规划为他所擅长。他经过深思熟虑，对抗战胜利后的复员复业蓝图做了精密合理的构思和规划。 

在复员计划委员会开会时，卞寿孙提出了对复员诸问题的个人意见，主要内容如下： 

甲、关于机构及管辖之问题 

（一）收复区之行处整理期内： 

1、在整理期内，众意虽均主张就原有机构，并由原经手人，按原管辖整理旧事，但如政府政令所规定之整理办法未易使债权人满意者，原经手人前往应付，有无困难，其整理机构及人选，应否照众所主张之原则，加以变通？ 

2、恢复东三省各行，是否亦能应用该项原则？ 

（二）整理后之设计： 

1、分支机关演变至最近之制度如下，（1）由总处分出为分行或直辖支行；（2）分行分出为支行或办事处；（3）支行分出为办事处；（4）办事处分出为办事分处。此种制度在无发行权之今日，实力分耗，有无调整之必要？ 

2、分别调整前项大小机构（指大可改小，小可改大而言），应以何种条件为标准？例如地点、贸易、存汇数量等等。 

3、分行管辖之范围，应否以省为界？假如跨越数省，必须有何种理由及关系？ 

4、一省之中有重要地点二、三处，而业务均各有特殊之重要情形者，可否分立为二、三个分行？ 

5、数个分行在地理或业务上有特殊关联之情形，应否成为一区以资联系？管理该区联系事宜者，大体不外二种，（一）推一比较之分行办理；（二）由总行派一重员常驻该区办理。二者究以何种为宜？ 

6、现在后方分支行之本身或其管辖，有无尚需裁并或缩小或划分者？在目前环境之下，是否只须维持现状，毋庸调整？ 

 乙、关于业务之问题 

（－）整理期内： 

1、关于匡计复业头寸一层，为比较切近事实起见，第一步可否即行责成沦陷行驻渝处或驻渝人员，根据现有帐目资负情形，酌为估计，然后再由总处核酌应行筹备之数额？ 

 2、关于处理收复区金融货币一节，自须俟政府指示，但于信用有关，银行认为以审慎为宜之各节，可否提出问题，请求政府指示？ 

3、为便于筹措头寸起见，清理旧事，可否先从收复区原有之重要分行着手，并由原管辖行先行集中办理？ 

4、沦陷区之附业，是否宜先行清理，然后审度情形，再定应否复业？ 

5、所谓随军服务之办法，似与普通复业不同，应否另定详细办法？ 

（二）事平后之设计： 

1、事平以后，本行对于国际贸易备事业，是否宜仅限于放款资助之地位？抑宜加入投资，并从事经营，若从事经营，如何筹措头寸？ 

2、若本行将来营业，只限于通常之银行业务，以前所办附业，是否宜即转让，以用何种方法转让为宜？再假如将来终须转让，是否目前遇机得价，即可转让？ 

3、因奉行国策，辅助工商以及金融生产各业，不外放款与投资两途，一经呆滞，非受损失，即将发生所谓新附业，宜如何事先审慎避免此项演变？ 

4、假如一面将较好之附业转让，而仅换取政府公债，或由公司欠款变为政府欠款，一面又发生如上列第三项之新附业，是否可称得策？ 

丙、关于人事之问题 

（一）整理期内： 

1、人员估计，可否先以收复区原管辖行集中整理为标准，酌信所需人数？此项估计，可否先责成沦陷行驻渝处或驻渝人员，作为初步之研究及拟议？ 

2、东三省旧员散处各行者，尚属有人，可否调查姓名，酌选为研究恢复东三省行务之人员？其研究所得之意见，可否即令其以通信方式行之？ 

（二）将来之设计： 

1、人事上之管理调度及计划，有在章程上原属于总行或分行，而因一时之变通，暂由总行移归分行，或由分行移归总行，遂成为习惯者。此种习惯，有无调整之必要？若须调整，是否目前即可进行？抑须待至战事平定以后（甲部份与乙部份上级与下级同）？ 

2、假使战后可以将从前历次割让与他国之地收复，或在海外必须增设机构，应否目前即着手研究及筹计？若前次分区指派之人员尚觉未能胜任，可否另行由外间延揽人才，从事研究与筹计（热、察、绥及沈、吉、黑以及国内从前未曾设行之处亦同）？ 

关于复员计划拟备参考之意见，卞寿孙提出： 

一、分支机构宜以贵精不贵多为原则。 

二、凡沿江海公路航空站等交通重要地点，于国内外贸易或侨汇等有重大关系着，均可设分行。 

三、分行之下，除于其业务确有重大关系，不得不再分设机构以资辅助者，不必分设机构。 

四、分行下之机构，即称支行，以下即不必再行分设，并不必多立名目。 

五、支行之一切行务，除十分重大者外（例如放款在若干数以上，人事在何等职位以上），即由分行直接考核指挥办理，事后陈报总处备案，并由总处随时照检查方式考核纠正。 

六、遇有特殊情况时，即非贸易或侨汇有关之重要地点，而为军事或政治重要机关所在地，不得不设立机构以资应付者，得酌设分行，但于情况变迁时，得酌为裁并。 

七、分行在贸易汇划中心之地域者（例如昔日上海、天津等），得为该地域同各分行之划拨行。 

八、根据业务相关及款项划拨等情形，将若干分行划为一区，总处得设分区稽核若干人，分年至各该区轮值考核。 

九、沦陷区收复后，原有机构之地方，按照下列范围，酌量清理或复业： 

（一）不合乎第二或第六所列之条件，而在当地负债又不甚巨者，可移归邻近机构清理。 

（二）凡复业之地方对外仍称某地中国银行，在内部则暂称某地分支行或办事处之整理处，俟三个月或半年整理后，再行定名为何等机构（分行或支行）。 

十、整理处之主持人不必限于战前原有机构之主持人。 

十一、各地复业时，如现有款项不敷分布，得酌量设法利用战前存备之外币。 

十二、各项附业宜审慎选择，其中大部分可以转让或清理者，立即转让或清理，其可以继续经营者，宜即加以充实补助，最好即以清理或转让所得之款为充实继续经营之附业之用。 

十三、主持分行之人选，以能运用旧式及新式营业之技术，并能识大体，顾大局，常识丰富，备具通达国内外时务之眼光者为上选。至于仅知营业者，固难称职；即彼于当时官场或士绅有熟人，而仅能周旋官场或士绅者，亦未尽相宜，尤宜审慎。 

十四、前项人选，宜先在行内选拔，并得在行外访求征聘。 

根据卞寿孙的计划设想，在卞寿孙的主持下，中国银行拟定了《复员计划大纲》，主要内容为：一、调整现有216处机构以呼应配合复员计划，筹划在收复区复业工作（沦陷区原有183处机构，或撤退或沦陷或被强行接收开业或被逼令停业清理，亟待复业）；二、储备人员（复业需要大批业务人员，须事先储备，详加训导，集中训练，多方见习）；三、预筹头寸以免资金匮乏；四、筹划复员所需交通工具及材料等。在收复区内，重点是整理资负，恢复存汇，协助政府办理收复区各项有关经济金融之复员工作，接收敌伪金融机关，限期禁止伪币流通。在后方，重点是清理因战事所受之损失，协助政府维持后方生产事业及金融业。 

六、晚年的卞寿孙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从重庆迁回南京。在国民党政府及党政军各个机构对日伪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接收中，官员贪污腐化，民怨沸腾。由于国民党坚持进行反共内战，而生产并未完全恢复，入不敷出，终使通货膨胀愈演愈烈，最后导致经济崩溃。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下野，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一度迁至广州，其国外部迁至香港，卞寿孙作为副总经理，随迁香港。由于对前途悲观失望，卞寿孙不久便提出退休，后于1951年赴美国定居。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银行亦以全新的面貌改组成为人民的金融机构。人民政府希望卞寿孙回国，继续参加中行工作，发挥自己的特长，以报效祖国。为此，中国银行仍为卞寿孙保留了董事席位，直至1954年。但因为种种原因，卞寿孙未能再回到他服务终生的中国银行。 

1968年10月7日，卞寿孙在美国加州病逝，终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