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饶反党联盟 到1953年夏季的全国财经会议和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前后，根据其行动，党中央据此判明他们是野心家、阴谋家，下决心予以揭露。 在这前后，毛泽东就高、饶分裂党的问题分别向党内一些高级干部打了招呼，如：1953年12月，陈毅由上海到北京参加全国军事系统高干会议期间，毛泽东两次约谈。头一次，毛泽东向陈毅询问他所了解的饶漱石情况，陈不明底里，按一般情况下尽量说同级干部优点的习惯，说了几句，毛听后反应冷漠。陈毅感到困惑，出来后向一位中央机关负责人谈起，对方提醒他：“主席问你，是要听你说真实情况。”陈马上折回去，把他所接触到的饶漱石的言行向毛主席和盘托出。毛这才点头，并且把已经掌握了的高饶不正常活动的情况告诉了陈毅。几天后，第二次约见陈毅，专门谈高、饶问题，其中主要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命问题。毛泽东告诫陈毅：“不要伤风，不要失去灵敏的嗅觉，要警惕非法活动。”又说：“你推让是不对的（指谦让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谦逊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的。对野心家就不让，让给他会使党受损失。” 1953年12月26日晚，毛泽东去杭州路过上海作短暂停留时，向前来迎接的谭震林、张鼎丞、粟裕3位华东负责同志说了饶漱石的问题。这时，中央已决定调张鼎丞到中央组织部任第一副部长，张问毛有什么指示，毛说：“对党对人民忠诚老实，这是很好的。对阴谋家、野心家可不能老实呀！对阴谋家、野心家老实是要上当的。” 1954年1月中旬，《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在少奇同志主持下草拟完成后，由杨尚昆送往杭州。毛主席约请同他一道起草《宪法》的乔木等同志共同研究修改，并且提议：“此决议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同时提出：“通过团结决议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 1954年1月18日，毛泽东向党中央建议，在七届四中全会前先把《决议(草案)》用电报发给参加会议的同志，要他们准备意见；同时也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委的意见，并提出要通知驻苏大使张闻天到会。 1954年1月22日，毛泽东电告刘少奇，重申：“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示欢迎，但应尽量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 2月6日至10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本着毛两次建议的精神召开，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同时，还批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筹备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高、饶问题被移到会后另行处理。 四中全会前，少奇、恩来、小平3位同志曾在1月25日和2月5日两次找高岗谈话；2月5日，少奇、恩来、朱德、陈云、小平5位同志又找饶漱石谈话，点出了他们的问题。全会结束后，从2月15日至2月25日，基本上每天用半天时间，由周恩来主持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召开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听取与会者对高、饶问题的揭发和批评，并就一些重要问题核对事实，也听取高、饶本人的申辩和检讨。这两个座谈会逐日的记录，都在会后整理送到杨尚昆这里，经过汇总，向毛主席和其他中央主要领导同志通报。其间，高岗触电自杀未遂，使座谈会中断过一天。座谈会结束后，根据中央的决定，高岗、饶漱石停职反省，分别在家里写书面检查。 饶潘杨集团编辑 全国党代表会议开会期间，在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后的讨论过程中，风云骤变，高、饶问题“逐步升级”，最后来了个180度的大转折：会议一致同意中央政治局在七届四中全会后对高、饶问题采取的措施，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但将决议中对饶漱石的组织处理，改为同高岗一样“永远开除党籍”。经毛泽东“拍板”，认定饶犯有反革命罪，指示公安部在1955年4月1日将他逮捕入狱。3天后，又把饶漱石列为饶(漱石)、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案的首犯来查究。 全国党代表会议上印发的材料中，有一件是揭发杨帆在上海解放初期主持镇反，其中有利用胡均鹤等“以特反特”事情，这些些事涉及饶漱石。高、饶问题发生后，华东和上海在揭发、批判饶漱石时，“以特反特”的事被重新提起，在并无确切根据的情况下，把本已基本查清和解决的上海市公安局利用反正人员参与镇反斗争中所犯的某些错误，耸人听闻地说成是饶漱石和扬帆借“以特反特”“重用包庇、掩护了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达3300多人”，工作上的失误变成了严重的政治事件。 1943年夏天，潘汉年从新四军淮南根据地到上海同李士群联系时，李借故把他骗到南京，用劫持的手段拉他去见汪精卫，这件事他在回到根据地后，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向组织上报告过，胡均鹤已被逮捕审查，自然会将有关情况交代出来。会见汪精卫这件事虽然没有对党的利益造成损害，但长期没有向党组织报告，这已经是很大的错误了，并且不容易说清楚。经过反复考虑，他在全国党代表会议闭幕的第二天，即1955年4月2日，带着写好的材料去向出席党代表会议的上海代表团团长陈毅报告，并请他将那份材料转呈中央。陈毅大吃一惊，感到事关重大，安慰了潘几句，便匆匆将潘的交代材料亲自送到中南海给毛主席。毛主席看过材料大为震怒，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并作出立即逮捕潘汉年的决定，在4月3日责成公安部执行。潘汉年的罪名，一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秘密会见过汪精卫而又长期没有向组织上报告；二是对上海市公安局“重用、包庇和掩护”胡均鹤等大批特务的问题负有直接责任。据此，潘汉年被认定为隐藏在中共党内的“内奸”。潘汉年的问题，直接同饶漱石、杨帆的问题纠缠在一起，当时毛泽东认为：“我感觉，饶漱石的罪恶，可能不比高岗小一些。”于是，饶漱石又被认定为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的首犯。 从1955年5月到1957年底，公安部根据中央指示，成立饶、潘、杨专案组，下分3个小专案组，对他们进行长时间的侦讯。虽然几经内查外调，没有查出他们是“内奸”的确切证据，也没有发现新的问题，只查明了饶隐瞒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后才收买敌军连长成功，而向中央谎报为“派警卫员下山收买”这样一个情节，但在侦讯结束后公安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仍然断言这3个人“实际上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此后，这个案子被长期搁置，并没有依法移交检察、司法机关审理。直到“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讲了潘汉年可以不杀以后，潘才在1963年1月由最高人民法院结案，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杨帆在1965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潘汉年和杨帆本人，早在1976年10月得知“四人帮”垮台喜讯后，立即提出申诉，要求还历史以公正。经过认真、细致的复查，党中央于1982年8月正式发出文件，宣布“撤销党内对潘汉年同志的原审查结论……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潘汉年同志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1983年，党中央对扬帆同志同样作出了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决定。令人痛心的是，潘汉年同志没能等到为他正式平反昭雪的这一天(他于1977年4月含冤去世)。扬帆同志总算等到了。 潘汉年、杨帆既然相继平反，所谓以饶漱石为首的饶、潘、扬反革命集团自然不复存在。关于饶漱石，在这一案上，中央没有专门作出复查结论，但在1986年8月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两卷本的“注释”第436条中，有以下的陈述：“……在这期间(按：指上海解放后，饶漱石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期间)，他直接领导潘汉年等在反特方面的工作。由于潘汉年被错定为'内奸分子’，饶漱石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动被错定为内奸活动，他因此而被认为犯有反革命罪并被判刑。”一小段经过党中央有关主管部门认可的“注释”，可以说是从事实上给饶漱石的“内奸”问题平了反。 二十年牢狱 1967年，公安部按照中央文革的一纸命令将饶漱石重新抓入监狱。这命令的原文只有十九个字： “请谢富治同志再把扬帆、饶漱石、潘汉年抓起来。” 这是一起冤案， 粉碎“四人帮”之后，在查证四人帮罪行时，直接接受命令的谢富治此时已经死去，究竟谁该承担这项罪责呢?一时难以判断。幸而公安部有原件在，追查笔迹便可清楚了。于是一九八一年在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案犯时，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供认了是他亲笔写的命令。在一页白纸上，陈伯达承认了这一罪责： “关于扬帆、饶漱石、潘汉年再抓起来此事，我完全忘记是在什么场合写的，总之一定是开会时受命写。此事我任何印象都没有留下来。笔迹是我的。 陈伯达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陈伯达说他是受命写的。究竟是受谁的命，就不得而知了。也许是集体决定，也许是另有人指示，也都无从查考了。 1975年3月2日，饶因胸部难受进医院，当天夜里因病毒性肺炎不治病故。后来饶漱石的家属走访秦城询问饶的骨灰下落时,连个线索影子也没有。 主要错误 1954年5月，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的饶漱石专案组给中央提出了一个结案报告，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对饶漱石在执行中央路线方面暴露出来的资产阶级观点，会议做了很多的揭发。 初步揭发的主要问题有： （1）饶的根本思想是害怕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彻底摧毁旧秩序，表面上以“稳重”出现，而实质上是拖延整个社会改造，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他曾在一九五一年九月华东和上海党员干部大会上说过“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方针是教育、团结与提高。……共产党员要自觉地团结民族资本家，作为对付封建势力的动力之一”。在上海第一次与四百多个资本家会面时，他预言将来必有许多资本家进步到可以加入共产党。这证明饶是竭力为资产阶级在党内扩大其影响的， 这与党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没有丝毫共同之点。 （2）在执行对资产阶级的政策中，他片面地强调团结，取消了应有的斗争，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不敢提出“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的口号，在他个人的掌握下并曾一度布置上海资产阶级进行“自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极不重视，迟迟不敢动手，不调配干部，不讨论研究。在中央提出后仍举棋不定，多方约束， 致时间拖长，搞得不彻底。 （3）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亦充分暴露了他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早在一九四二年苏北锄奸会议上，他即认为“强调阶级成分的原则是不对的”，主张“各抗日阶层、抗日党派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而否定了法律是为阶级服务的原理。解放后对上海镇压反革命运动，他表现了没有决心和勇气，不是采取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动员一切力量来肃清反革命的方针，而是采取了“以特反特”的神秘主义的错误做法， 不敢长期放手发动群众。 一九五二年取缔圣母军，他估计“斗得愈狠，敌人将愈团结”，再压下去会发生“惨案”，因而临阵退却，使这一斗争遭受失败。对清理“中层”和“内层”工作也没有抓紧贯彻，展开不久， 就草率收兵。 （4）饶漱石对农村工作的指导也是如此。解放以后很久不敢提“反霸”口号，在土地改革中一再强调反“左”、防“左”，而不谈或很少谈放手发动群众。他主张土地改革中一律不退押，甚至主张一般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纠纷” 应采取调解仲裁的方式解决。 （5）关于建党工作。他在土改后仍过分强调“慎重”的一面，而没有同时强调“积极”的一面，在他的这种错误指导思想的约束下，华东各地建党计划普遍没有完成， 这对以后工作曾造成了很大困难。 （6）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时，饶通过情报关系把日寇参谋部代表带来，举行了一次滑稽的所谓“受降”仪式，这说明饶在重大事变面前也在玩弄投机手法。上述这些事实，充分暴露了饶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它与党的正确思想是带着纲领性的对抗，只是由于中央领导正确，华东各地党委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因而他的右倾错误除在某些问题上（如初期土改退押和城市工作等）发生过一定的影响外，在实际工作中并未得到贯彻，这是尚未造成更大损失的基本原因。”（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0册) 饶漱石当年的这些所谓错误在今天来看是多么的滑稽和令人哭笑不得，从中也可以看出邓小平等人当年是多么的极左。 世人评价 1954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揭露了他与高岗图谋进行分裂中国共产党、篡夺党政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55年3月被开除出党。饶漱石最终被盖棺定论为：党内野心家。 饶漱石个人生活十分俭朴。他在战争年代与普通干部、战士一样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并且只有两套衣服供换洗，从不许增加。他吃的是与普通干部一样的伙食，从不许增加一点特殊的伙食。饶漱石在当时也算是共产党里的大官、大知识分子了，但他在生活上却与普通工农一样，别人看不出他是大官、大知识分子。饶漱石平时不抽烟，不喝酒。建国后，他也不跳舞，不宴请任何人。他平时好读书，很少与任何人交往。平时无论是见到上级、同级或下级，他都很严肃，很少说话，更不与人开玩笑。在工作方面，对自己和部下都要求很严格，原则性强，作风严谨，处事平稳。 高岗、饶漱石为什么没有平反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高饶事件在国人心中，仍有许多挥之不去的疑团。高岗、饶漱石究竟有没有反党？他们是否真的结成了反党联盟？如果没有？为什么至今没有平反？ 一、关于高岗、饶漱石是否真的结成了反党联盟？究竟有没有反党 从解密的档案资料来看，证据显然是不足的。其实高饶事件并不复杂，高岗曾利用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在对待农业合作化，民族资本家等问题上的分歧及毛泽东对他的信任，搞了一些名堂，如在背后封官许愿，贬低刘少奇、周恩来的非正常组织活动。企图在党内取代刘少奇的地位。曾先后拉拢过饶漱石、林彪、彭德怀、陈云、邓小平等人。陈云、邓小平当即反对，并向毛泽东反映。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才有了1953年的那场反对高饶的斗争。事实是高岗利用1953年6月至8月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散布流言蜚语，贬低刘少奇、周恩来，又利用毛泽东对薄一波等人搞的新税制不满，在会上对薄进行猛烈批评，并把刘少奇的一些话安在薄一波身上来批。饶漱石也在9月至10月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抓住原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安子文的问题不放。对中组部的工作进行了否定。这两件事后来被引申为“明批薄一波，实反刘少奇”，“明批安子文、实反刘少奇”。继而被引申为高饶结成反党联盟的主要依据。高岗在杭州对林彪说的一段话可以说是他所犯错误的主要问题，现摘录如下：“毛主席说过，有了枪就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造就了一个大党。”我觉得，在中国，党是军队创造的，是枪杆子上出党。他刘少奇拿了几天枪？他不是一直在白区混吗？他算什么党的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代表？这个结论要改变。咱们一直都是拿枪的，党本来就有两个，一个军队的党，一个白区的党，主体应该是军队的党，可倒好，白区那些人，就是刘少奇那个圈子里的人，一个个都在党和国家领导机关里掌握权力。凭什么刘少奇的屁股总是搁在我们头上？我就不服这个气，主体就要象主体的样子。主体的代表人物，你林总当然算一个，我也应该算一个，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毛主席越来越不重视刘少奇了，越来越重视咱们这些拿枪造党的人，重视军队的党。咱们一直是跟着他。给长征提供落脚地的人，还有谁？东北怎么样？这你很清楚。东北就是先进嘛！东北的先进，东北的正确，东北创造出来的成功经验，这些都是一贯的。所以，毛主席有个打算，我来主持政治局，刘少奇去搞人大常委会。部长会议主席，他想让周恩来当，我向他建议，周恩来当不如林彪当，你林总打遍大半个中国，当个部长会议主席，不是绰绰有余吗”？。 高岗这些话后来被党中央确认为攻击刘少奇、周恩来，企图煽动一些高级干部对中央不满，捏造所谓“两党论”、“军党论”，自命为是根据地和军队党的代表，为其夺取党和国的主要权力制造根据。对于高岗的这些活动，毛泽东虽然对他有过严厉的批评，认为高岗是“地下司令部，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大批人。”但都从来没有否认自己是否对高岗说过“毛主席有个打算，我来主持政治局，刘少奇去搞人大常委会。部长会议主席，他想让周恩来当”之类的话。但从1954年9月14日至28日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上选举刘少奇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来看，高岗说的不完全是造谣。是不是由于高岗不顾场合透露了毛泽东的核心机密，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只好让高岗去自食其果，已经永远无法知晓了。 单凭上述的问题，高饶的问题怎么也上升不到“结成反党联盟”的。毛泽东当年发动对高饶的斗争旨在增强党内团结，反对党内分裂，反对宗派主义。1954年2月6日至10日，召开了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毛泽东虽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给会议定了基本的调子，为增强团结，多作自我批评，不搞面对面揭发。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高岗、饶漱石都作了发言。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人的发言，既有自我批评，也有对高岗、饶漱石的批判揭发。而高岗、饶漱石的发言则完全是自我检讨。但他们的检讨，刘少奇、周恩来很不满意，便向远在杭州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很快答复：“公开揭露”。 中央书记处迅速作出决定，分头召开两个座谈会，一个是高岗问题的座谈会，由周恩来主持；一个是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两个座谈会的主旨是揭发和核实有关高岗、饶漱石所犯错误的事实和材料，高、饶本人也可以在会上进行交待和自我批评。两人的座谈会先后开了七次，高、饶的检讨一次次都没有过关。高岗在召开座谈会期间，即1954年2月17日开枪自杀未遂后失去了自由。1954年8月17日3点，高岗服“速可眠”再次自杀身亡。在当时，自杀就是最大的犯罪，就是叛党。高岗的死，使毛泽东原来想通过斗争，达到增强全党团结的目的落空了，也令中国共产党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造成了严重的国际影响，用毛泽东的话说，“党内斗争死了人，总是不好的。”也使高岗犯错误的性质变为犯罪。1954年9月1日，毛泽东就高岗自杀身亡一事签署了一份给苏共中央的通知，里有这样一句话：“高岗用结束自己生命的实际行动，宣告他同党，同中国人民的最后决裂”。这在当时定他为“反党”、“叛徒”实在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尽管他在行动上，言论上没有反党行为。如果高岗不死，毛泽东原本还要让他继续工作，保留中央委员，到陕西任省委副书记兼任延安地委书记。对饶漱石，毛泽东原本也要保留他的党籍，只撤销他中央委员，中组部长职务，但后来发生的三件事使毛泽东改变了初衷。一件是上海解放初期，原上海市公安局长扬帆在主持镇反时搞了个“以特反特”的方针，被人诬陷为包庇重用、掩护特务分子达3300多余人。而这方针又是饶漱石亲自批准的，致使毛泽东认为饶漱石的问题不是犯错误，而是犯罪，是党内有一个反革命集团，第二件事是饶漱石的秘书陈麟章向中央汇报饶漱石向他发牢骚，他的检讨是被迫写的，是陈毅对他打击报复，他要向中央申诉。饶又多了一条拒不承认错误，要翻案的罪状。第三件事是潘汉年自己交待，1943年被骗到南京见过汪精卫。因潘长期在饶手下工作，又把饶牵连上了。致使毛泽东党中央认定党内有一个反革命集团，饶是首犯，潘汉年、扬帆为主犯。三人均被逮捕，后被判刑坐牢。造成了共和国第一惊天冤案。综上所述，本人认为。高饶被定为反党联盟虽无事实作依据，但却是情理中的事情。当然，还有人为因素。当年高岗要取代刘少奇、周恩来，但后来高饶的问题均由刘、周主办。刘、周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他们，实在是一种正常现象。刘少奇、周恩来是人不是神，高饶的检讨为什么一次次不能过关？就可想而知了。谁都知道，检讨是否深刻是一件很难说清楚的事情。 二、高饶问题为什么至今没有平反 高饶问题实质上是党内一次权力之争，同历史上朝朝代代宫廷斗争没有太大的区别。胜利者对失败者总是把罪责定得过重。更不会让失败者轻而易举翻案。高饶的问题也不例外。这是高饶问题为什么至今没有平反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意识形态，即观念上的误区。建国以后，党内外极“左”思想愈来愈严重。当年以思想定罪的事层出不穷，批评一个党支部书记就可能戴上反党的帽子而坐牢。因此，党内外反革命集团层出不穷。“反党”、“反革命”的帽子满天飞，非常容易戴在人们头上。“反党”、“路线斗争”用得太滥、而且非常不准确，党员自杀又被视为叛党。也可以成为罪状。这种观念一直禁锢着人们的思想。直到今天也不能说完全摆脱了。不少人们认为，不能用当代的观念去看待当时的高饶问题，高饶问题永远不可能平反。1978年，虽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使人民的思想得到了很大的解放。此后，虽然平反了党内外一大批冤假错案，高饶的问题也被重新提了出来，但当时人们的意识观念并没有多少改变，要想对高、饶问题作一个实事求是的结论是不可能的。 再一个原因仍是人为因素。党内这么大的问题，如果没有党的高层领导人发话，尽管是冤假错案都不可能平反。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平反冤假错案的关键人物是邓小平、陈云。而邓小平、陈云又是当年在与高、饶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人物。1980年，在拨乱反正中，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多次谈到高饶问题时说：“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饶的斗争还是要肯定的”。“总之高饶的问题不揭露，不处理不成的，现在看来，处理也是正确的。但是，高岗究竟提出了一条什么路线，我看确实没有什么路线，所以究竟叫不叫路线斗争，也难说。”（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4页）。 对于小平同志的这些话，我想谈点个人看法：第一：“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从解密的资料来看，似乎找不到高岗想把刘少奇同志推倒的依据，只有贬低刘少奇同志的言论。高岗并没有反对刘少奇去当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只是想让林彪去搞部长会议主席，取代周恩来。从党章规定的党员的权利和义务来看，无论背后或公开，高岗都有这个权利。就是有问题，也只是犯了自由主义。当年安子文未经中央授权，就擅自草拟中央政治局和各部委办负责人名单，也只是受到当面警告处分。按说，安子文的问题要比高岗严重得多。退一万步说，高岗就是反对刘少奇，能不能就说是反党？我看值得商榷推敲。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真正被打倒了。而真正要打倒刘少奇的却是毛泽东。难道毛泽东也是反党？第二：“高岗究竟提出了一条什么路线，我看确实没有。”这话确实是实事求是的，但以前却都是说路线斗争，又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对高饶的问题不是实事求是的。第三：作为第二代党的领导核心说了“要肯定”，这个反那里还平得了？再说，这时“饶潘扬反革命集团案”也未复查出结果。饶漱石还有所谓“内奸”、“反革命”的罪名。1981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开始对潘汉年、扬帆案进行全面的复查。1982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的红头文件。作为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潘汉年、扬帆先后平反昭雪。事实证明，这个反革命集团不存在。但饶漱石问题中央却没作复查结论。为此，1982年8月13日，饶漱石的原秘书陈麟章给陈云同志写过一封信，信的内容大致是：鉴于潘汉年，扬帆已经平反，过去认定那个饶、潘、扬反革命集团自然不能成立，饶漱石此前在党内外担任过重要职务，将来写党史是免不了要提及的人物，他究竟是不是反革命分子，有必要实事求是地弄清楚，而且完全有条件弄清楚，无论对后人还是对饶漱石的亲人都有必要把所有事件弄清楚，并建议中央责成有关部门，对饶漱石一案进行复查，尽快作出结论。陈云有没有收到这封信，如何处理这封信不得而知，但后来没有回音。1986年8月，中央在出版《毛泽东著作》两卷本时，在第436条注释中写道：饶漱石在任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期间，直接领导潘汉年等在反特方面的工作，由于潘汉年被错定为“内奸分子”，饶漱石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动被错定其为内奸活动，他因此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罪，并被判刑。这段经过中央同意的注释发表，说明了中央用特殊方式，单独为饶漱石的被“错定为内奸”，“犯有反革命罪”平了反。只是这种特殊方式没有多少人知道。1989年5月，《中国共产党党务工作大词典》出版。在“重要事件”一章中有“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的条目。用以取代以往一直认定的“高饶反党联盟”。 相关信息 陈麟章上书 陈云同志请转中央： 在潘汉年、扬帆的问题相继澄清并分别给他们平反恢复名誉之后，过去认定的那个“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自然不能成立。上海解放后，饶漱石在指导该市对敌斗争中发生的一些问题，究竟能否构成饶的反革命罪，自然也成为疑问。饶漱石以前历任党内外重要职务，将来写党史时，是免不了要提及的人物。他究竟是不是反革命分子，有必要实事求是地弄清楚，也已经有条件弄清楚。我建议中央责成有关部门，对饶漱石一案进行复查，尽快作出结论。 饶漱石在1955年4月1日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后，从1955年4月至1958年由公安部负责侦讯过两年多，后来长期关押在秦城，1965年前后移交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1965年8月3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判决书确认：‘被告人饶漱石犯有严重的反革命罪行，他在上海工作期间，利用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和华东局第一书记的职务，采取两面手法，不仅重用了内奸分子扬帆，把中统潜伏特务分子胡均鹤安插在上海市公安局内，而且在扬帆等人大量使用特务反革命分子的问题被揭发后，中央、华东公安部一再向他提出要彻底处理时，他仍然不予置理，使这一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猖狂地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达5年之久，严重地危害了人民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13条的规定，判处饶漱石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随后裁定假释，移交公安部门管制、改造。‘文化大革命’期间，据说饶漱石被重新收监，后来不知何时病故了。 从复查潘汉年、扬帆问题所接触的材料来看，对饶漱石在上海那些问题的定性，显然有问题。判决书上认定饶漱石犯有反革命罪的理由，是很牵强的： 第一，在公安部侦讯的两年多中，对饶的重要历史关节进行过详细查证，始终查不出饶在历史上有投敌叛变和充当内奸的事实； 第二，关于使用胡均鹤的有关情况，在中纪委关于潘汉年同志的复查报告中说得很清楚：已查明这属于公安工作中的错误，不是内奸分子掩护特务反革命分子的性质； 第三，已查明，饶漱石对于上海公安局使用胡均鹤等人过程中犯的错误，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但是也查明：1、在1951年3月以后，由华东公安部门卢伯明同志为主组成的清理小组，对上海公安局所用特务进行清理，饶漱石并未加以阻挠；2、罗瑞卿同志原决定，如上海公安局对胡均鹤处理不便，可将胡调到北京。后来市局未执行此指示，仍留胡在上海工作。据1955年潘汉年、扬帆、王征明(原市公安局政保处长)等同志被捕期间的口供及当时向卢伯明同志查询，均证明后来留胡在上海的事，与饶漱石无关；3、从1952年初起，上海市公安局改由许建国同志任局长，以后卢伯明同志也调去任副局长，此后扬帆同志已不能左右全局工作。而胡均鹤在1951年华东公安部派人清理市局使用的特务之后，仍被留在市局做特情派遣工作，直到1955年他被捕时为止，为时又达3年之久。饶漱石则早已于1952年就离开了上海和华东，他离开之后那几年使用胡均鹤等人和使用中发生的问题，怎么还能算在他帐上呢？ 第四、从华东局上海市委档案上查到，陈毅同志当时对‘以特反特’的方针也是表示赞成的，对使用胡均鹤的事是知道的。另据扬帆同志说：市局使用朱志远等几个特务骨干分子（是我党叛徒），刘晓同志也知道，刘并说过：‘象朱志远这样的人可以用’。 饶漱石已死，其妻早已改嫁……我认为，象这样的事，不论其家属有无要求，（指提出复查要求---引者），组织上都有责任作必要的澄清。 此致敬礼 陈 麒 章 1982年8月13日 前妻陆氏书（节选） 陆璀2001年4月给党中央的信： 我是陆璀，中共党员。长期以来，有一件事像一块重铅压在我的心头，那就是饶漱石的问题。饶漱石于1955年3月因被指控和高岗结成反党联盟而被开除出党，同年4月，又以“饶漱石、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头子”的罪名被逮捕并判刑，至1975年病故狱中。 对于这一案件，从一开始，特别是“文革”结束以来，不少同志就抱有怀疑、保留甚至否定的态度。党内资深的老大姐章蕴同志就曾当着旁人的面对我和我的女儿陆兰沁说：“饶漱石是个好同志，他是冤枉的。”廖承志同志也曾对我女儿说：“他是个好同志，我了解他，不会有什么问题。”据了解，廖承志还曾在讨论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会议上提出：“高饶反党联盟”的问题，如果证据不足，是否可以不写进决议去”。有的同志甚至从远方打电话给我，明确地说：“这是一桩冤案”，要我和我女儿向党提出申诉。饶过去的秘书陈麒章同志曾经在1982年8月13日向党中央写信(请陈云同志转)说：“在潘汉年、杨帆的问题相继澄清和为他们恢复名誉后，过去认定的那个饶潘杨反革命集团问题自然就不能成立了……”他建议中央有关部门对饶漱石一案进行复查，尽快作出结论。他的信最后还说：“我认为，这样的事，不论其家属有无要求，组织上都有责任作必要的澄清。……” 旁的同志反映还有很多，而我却一直没有向中央提过，这是因为我有顾虑。首先是，因为看到建国以来的许多冤假错案都已平反，唯独高饶的事没有触动，我想，其中必有原因，我不愿意给党中央找麻烦；其次，我对此案的许多具体情况都不了解(原因见后)，怕空说无凭，又无法去查找党内资料；加之我缺乏党内斗争的经验，对许多复杂的情况难于分析理解。再者，我因受饶案的无辜株连，曾从1955年到l956年，又从1967年到1973年两次被逮捕入狱审查，先后达七、八年之久；我的女儿和我的其他亲属也曾为此长期受到不同程度的株连和影响。虽然最后组织上给了我彻底平反的结论，但仍不能不心有余悸。 综观饶漱石的一生，他是江西临川人，1903年生，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他都为党为革命兢兢业业地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l930年他在东北任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后兼党的省委书记时，曾被捕过，1931年出狱。业已查清，并无叛变行为。l941年，皖南事变中，他(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临危不惧，在项英、袁国平等不告而别后，仍苦苦坚守，直到最后脱险。据他后来告诉我(我在事变前已随曾山同志等先期去到苏北)在万分危急的最后关头，他曾发过一个电报给中央，其中说“我为党牺牲，固我夙愿”，但因电台适于此时被毁，他的电报并未能发完(这份电报中央档案中还可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