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緣：同鄉關係與同鄉組織 在考察洞庭席家的姻親關係時，我們注意到席家注重與東山大族的聯姻，實際上就聯繫 到地緣，涉及到鄉情。從此意義上說，要研究席家必然不能忽視洞庭山的同鄉網路與同鄉組 織。 聚族而居的傳統習俗曾經使洞庭東山人極少遠徙，極少遠嫁，人們以“死徙無出境”的 規矩圈劃了自己在洞庭山的那一域生活空間，戀土而重遷。明清之時，越來越多的洞庭山人 挾資出商，起初出於生計，漸而成爲習尚。洞庭人不再重遷，“故其居人易於離別，萬里暫 遊，十年永隔，既淮海兮異域，複燕秦兮絕國。浮家多浪迹之人，采藥有忘歸之客”。然 而，別離家鄉，“靡遠不到”的洞庭山人卻依然戀土，懷有著聚族而居習俗所種下的深深的 鄉土之情。現實生活中，真正實實在在地體現這種家鄉情結的，是他們在異鄉客地的互相扶 助，互相提攜，“異鄉相見，倍覺多情，雖誼屬疏闊，至鄉人之寓如至己家，有危必持，有 顛必扶，不待親族也。即或平素有隙，遇有事於異鄉，鮮有不扶助者，如其不然，群起而非 之也”。同鄉之間，情誼濃厚，鄉人互助，蔚然成風。 東山人出外經商，各地皆有，“置辦貨物，鹹需舟楫往來，惟蘇郡滬邑兩處最多。昔年 曾在上海大東門外稟請建設洞庭山碼頭，泊舟停橈，同聲稱便”。上海的洞庭山碼頭位於 十六鋪，由王嶼伯在咸豐二年（1852）募建，爲同鄉運柩及船艘停泊之所，後又陸續購地置 房。這些例屬洞庭山同鄉的公産。對此，《上海縣誌》及上海相關地圖均有記載。以後，洞 庭山來滬船隻大多停泊於此。民國初年，滬南工巡捐局將十六鋪沿浦碼頭，不論公産私産， 一概拆去，租與大生、大達等公司，由此損害了許多商人的利益。爲此，洞庭商人聯合其他 商幫與工巡捐局交涉。該案歷時持久，洞庭山幫據理力爭，毫不示弱。此後，洞庭山商人又 租得天後宮橋堍三十號碼頭，作爲同鄉船舶之進出。蘇州東山碼頭，坐落吳縣十一都閶一 圖（即閶門外南童子門南首），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由萬梅峰、葉翰甫發起籌建，歸東 山三善堂管業。此碼頭的建造，主要是爲了方便同鄉商人舟楫往來。洞庭東山三善堂由多位 紳董組成，席家也有人參與其事，如席貴等人。這些碼頭的興建，是東山同鄉在外經商時 團結一致的體現。 上海是一個近代發展的移民城市，五湖四海，各色人等皆有，作爲近代移民，其特點、 性格已發生深刻變化。數以千計的洞庭山人移居上海，像來自其他地區的移民一樣，他們也 日益認同於這個新的城市。但是，另一方面，洞庭山人又不肯忘卻自己的根，總抹不去那份 濃濃的鄉情。在具體經營行爲中，他們仍然延續著前輩的習慣，重親戚，重同鄉。更重要的 是，洞庭東山一地雖小，人數也不多，但在滬東山商人建立的會館及公共事業卻相當齊備， 從中體現了東山人所具有的凝聚力。對東山同鄉事業的推動，席家人作出了他們的貢獻，而 其中席錫蕃所起的作用至爲關鍵。東山旅滬同鄉會後來有一段對席錫蕃的評價：“至今三善 堂、東山會館、同鄉會，號稱三團體者，濟濟一堂，三位一體，共策進行，毫無睽隔，皆先 生之功也”。三善堂、東山會館、同鄉會，是洞庭東山旅滬三大公共團體，席錫蕃是這三 大公共團體的重要發起人與推動者。 東山同鄉在滬公共事業，有莫厘三善堂、同鄉會兩處，長期各自爲政，頗少聯絡，各有 局限。席錫蕃以爲“吾山原有三善堂，所辦事業僅及慈善施捨部分，他未暇及，同鄉會則根 基未固，能力尚嫌薄弱”，於是，他倡議建造洞庭東山會館，此議立即得到衆人贊同②。隨 後，召開旅滬東山同鄉會員大會，擬建會館。在各位董事的勸募下，“自滬地而本山，而外 埠”，東山同鄉爭相捐助。其中，席錫蕃經募銀10200 兩，洋12500 元，後來，他又與父親 一起捐洋1000 元。在經募中，席錫蕃發動了席氏家族的力量。在《洞庭東山會館落成報告 全書》的“募捐同人姓氏“及“捐戶全錄”上，詳細開列了捐款人（戶）的姓名、數目，席 家子弟捐款踴躍。洞庭東山會館於1915 年建造。會館既成，因席錫蕃爲會館的創建出力尤 多，公推席錫蕃爲總董，朱鑒塘爲協董，主持會館日常事務。 席錫蕃對於同鄉公益事務，幾乎“無役不從”，而惠然軒公壇、惠旅養病院等更是席錫 蕃一手創辦的。惠旅養病院的創辦與發展，傾注了席錫蕃一家幾代人的心血。錫蕃的父親嘏 卿平時樂於助人，熱心公益事業。性慷慨，好施與，生平施米施藥，數十年如一日。1911 年，他八十大壽，親朋好友前來祝壽，他對席錫蕃說：“旅居滬上者甚衆，一旦遘疾，醫藥 無資，寢食無地，侍奉無人。盍移此分儀筵資以建病院，不徒加惠旅人且可爲諸君福乎③？” 於是，他將自己的壽禮及筵資合成3600 兩，作爲建造惠旅養病院的基金。後以這筆錢款爲 基礎，又經同鄉募集，在愛文義路（今北京西路）惠然軒西面建造起一座醫院，造福衆人。 在“惠然軒惠旅養病院碑記”中記述了席嘏卿平時喜愛的一段話：“人必心力有餘而始爲 善，終其身無爲善之日矣。”惠旅養病院的具體建造，全賴席錫蕃一手操辦。惠旅養病院， 又稱惠旅醫院，直到1920 年才成立開幕④。該醫院的興建使東山同鄉獲益匪淺。除惠旅醫院 外，他們還創辦了惠旅助産學校。 席家其他分支各房，都有一些熱心人關心同鄉事業。在這些席家子弟，以及來自山中 的王、嚴、翁、葉、萬、鄭、朱、沈、邱、張、徐、劉、金、吳、施諸姓族人的共同努力， 熱情推動，洞庭東山旅滬同鄉會、洞庭東山會館才能有聲有色地開展活動。東山的同鄉會與 會館自成立以後，都以維護鄉人利益，促進家鄉公益爲義不容辭之責任。東山同鄉會在其章 程上明確指出，同鄉會有改良本山風俗教育及維持申、山慈善事業等類之責，會員遇委屈、 欺侮等事可向同鄉會聲訴，經調查確實，同鄉會出面代爲伸理。本著這些原則，同鄉會在其 存在的幾十年間，經辦了一大批事務，涉及治安、交通、文化、慈善公益等各類問題，具體 如治安方面，有“歷年冬防籌款”、“太湖湖匪防治問題”、“戰爭發生後地方治安問題”， 等等；交通方面，如歷次開浚河道、修築蘇山航道間各橋梁、協助輪船交通等等；文化方面， 協助會員創設義學，如務本、鑒塘、燕石、厘峰等小學，出版《莫厘滬報》、《莫厘旬報》等 刊物報紙；救濟方面，如歷年水旱災害賑捐、戰爭期間遣送難民回籍等；在爲鄉人服務方面， 如常年辦理匯兌，運柩回籍，爲被誣被冤同鄉申訴等；慈善公益方面，如整頓三善堂，收回 南碼頭，接管惠然軒及惠旅養病院，等等。經辦範圍廣泛，所投入的大量人力財力，都來自 同鄉募集，會中經費亦“幸承各同鄉關懷桑梓，各盡棉薄，集腋成裘，事無不濟，此乃我山 團結之表示。” 除上海外，洞庭山人在其他一些地區也分別建立了同鄉會和會館，特別是在洞庭商人相 對較爲集中的湘鄂蘇一帶，在江蘇，南京、宿遷、睢寧等地都有洞庭會館之設，且存在時間 較長，如南京洞庭會館建于清嘉慶四年（1799），當時曾擁有較大規模，歲時佳節或有事則 召集旅甯同鄉公議，爲同鄉赴省城，染病無依，死後無殮者提供資助。之後，因戰亂的影響， 時設時歇，一直到1949 南京解放，會館尚存。睢甯洞庭會館建於乾嘉年間，是洞庭商人較 早設立的一個會館。宿遷的姑蘇洞庭會館，幾經戰火，屢毀屢建。 同鄉會、會館的設立，主要是爲了聯絡同鄉，增進鄉誼，推動公益事業發展而設。但其 所作所爲，增強了洞庭東山人的凝聚力，同時，也無形間把洞庭山幫當成一個整體推向了社 會，在公衆中留下印象。傳統鄉情意識，濃郁的地域觀念，經過近代的洗禮，有所繼承，有 所發展。 洞庭東山的同鄉組織、同鄉機構，在從傳統到近代的延續過程中，有不少是沿襲了舊 有的做法，典型的如善堂之設，東山在清代中葉就有惠安、固安等善堂。惠安堂分設於前山、 後山兩處，先後創設于嘉慶十一年（1806），辦理施棺掩埋，兼施醫藥。固安堂創設于道光 二十四年（1844），訂立規條，平價辦理喪葬各事，“以爲隱貧者助，凡無力殯殮其先人之 骸骨者，皆得由固安代任辦理” 。另有體仁堂者，設立稍晚。而近代上海之莫厘三善堂， 乃旅滬東山同鄉“合吾邑舊有之固安、惠安、體仁三善團而成”，故名三善堂。在後來善堂 的發展中，其宗旨和基本的做法還是吸取、參酌了傳統的東西。另一個例子是關於信奉、祭 祀的問題。 在東山，有著衆多廟宇，諸如關帝廟、城隍廟、觀音廟、太湖神廟、水平王廟、娘娘廟 等，而受到東山人最普遍和虔誠信奉的，則非劉猛神莫屬。東山人視劉猛神爲一方之庇護神， 故而當東山人散處各地時，依然對劉猛神虔信倍加，而冀期於各方面得到神之庇助。在徐淮、 南京、上海等地，東山人所建的會館公所中，亦往往供奉劉猛將。創自於清乾嘉年間徐州府 睢甯縣李家集的洞庭東山會館，規模恢巨集，正殿即供奉劉猛將神像，“其儀容與本鄉無 疑”，上懸匾額，書“仲伯鄂蘄”。建于南京水西門內徐家巷的洞庭會館，自嘉慶四年（1799） 創設以來，也一直“奉劉猛將爲福神，供置廳堂，每歲逢正月十三（劉猛誕辰）、五月十三、 九月十三及歲時佳節，旅甯同鄉皆畢集於此”。會館常年經費，由在寧設肆者提供。清人甘 熙曾對南京洞庭會館的劉猛將軍廟有一段記載：“今洞庭會館塑像祀之，白麵無須，頭系彩 帛，群兒戲弄，謂博神歡” 。每逢十三迎神，還要求每肆捐利錢三百文，以作演戲、設筵 之費。可見他們對祭神、迎神活動的重視。上海的洞庭東山會館，建於民國年間，屋宇巨集 敞，設備周全，其中專設猛將堂。在會館落成禮節單上，其中第二條就寫到：“諸同鄉領有 入座券者隨即到（大廳）關聖帝君前行三跪九叩首禮（議事廳）劉猛將軍前行二跪六叩首禮 （土地祠）土地神前行一跪三叩首禮„„”遠離家鄉的人們，依然保持了故鄉舊有的土俗 信仰，供奉著他們心目中的東山福神劉猛將。 如果說以前的洞庭東山同鄉強調鄉民團結，是一種民風的表現，靠自覺與習慣在延續， 鬆散而無序。那麽，到了近代，洞庭山人組織起同鄉會，成立會館，地域的概念進一步確立， 組織之嚴密性，使活動的開展更加有常，更得章法。洞庭東山旅滬同鄉會有會章，會章中有 關於同鄉會的定名、宗旨、會址、任務、會員入會、會員的權利與義務、組織、選舉、會議、 經費、會計等的詳細規定。如會員分永久、贊助、普通三種會員，其依據主要是繳納會費的 多少，如一次繳納會費20 元者爲永久會員，每年交納會費二元者爲普通會員。東山同鄉會 下有執行委員會、小學貸金委員會、醫藥貸金委員會等機構，各委員會各有規則章程。如“小 學貸金章程”中規定：“凡同鄉清寒子弟確系無力求學而學業操行成績均在乙等以上，由會 員二人之介紹得請求貸金”。對同鄉會所有的財産、所屬的事業機構也有專門委員會管理， 並制訂相關的章程，如有“本會會所基地道契保管委員簡則”、“本會辦事處管理規則與職 工辦事規則”、“本會惠旅中醫部章程”、“本會醫藥貸金章程”，等等。東山旅滬同鄉會 是一個同鄉組織，但已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同鄉組織，它從教育、醫療、福利，到娛樂、體育， 涵蓋面非常廣泛，它所經辦的事務是“大社會”的事務。可以說，同鄉會與東山旅滬同鄉這 個移民群體的日常生活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了。這樣的同鄉會，不是可有可無的，而是必不可 少，已經滲透到旅滬東山同鄉的生活之中，由此也使他們更加凝聚在一起，同鄉意識得到了 強化，在經營領域更加“抱成一團”。所謂“君不見，東山崛起太湖中，莫厘七十有二峰， 層巒疊翠青且蔥，湖山毓秀靈所鍾„„明末清初多名公，共和創造號大同，銀錢兩肆我獨 榮。”他們在上海金融業異軍突起，出現了著名的洞庭山幫，以至商界有“徽幫人最恨，見 了山上幫，還得忍一忍”之說。也由於洞庭山幫在上海金融界佔據著重要地位，散居于各處 的同鄉也爲此大受其惠，在他們的家鄉吳縣：“本地錢業，得上海之頭親，銀行之調節，富 戶之存款，故資金之來源裕如，而鎮江、南京等處，於接濟江北不足之時，亦常仰求吳縣之 頭親。是則吳縣之金融，實爲南京、鎮江與上海間之仲介也”。吳縣的那些錢莊，如保大、 複豫、仁昌裕，等等，都與洞庭山人經營或任事的錢莊與銀行保持著密切聯繫。 同鄉之間，情誼濃濃，地緣鄉情再加上血緣、業緣的聯絡凝聚，洞庭山人得以緊緊地團 結在一起。親幫親，鄰幫鄰，歷經幾個世紀，席氏家族興盛不衰，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此種民 風鄉情。 從明清到近代，洞庭席氏家族在很多方面發生了變化：首先，在活動區域上，最明顯的 變化是向大中城市集聚，除大量懋遷來滬，移居上海外，在其他區域經商的席家人也紛紛轉 向城市，從江淮各地、沅湘之壤，而向南京、武漢、長沙等城市集中。其次，爲適應近代城 市經濟發展的需要，多數席家子弟不再單純從事貨物的往返運送，而轉向開店設鋪。其趨勢 是坐賈增多，行商漸少。第三，在資金流向上，傳統時代的資金流向單一，大量資金只在商 業領域內進進出出，到了近代，其資金出路複雜而多樣，有繼續從事傳統貿易活動的；有轉 投金融業，開設錢莊、銀行的；也有開始投資於近代工礦業，以及像房地産這樣的新興行業。 席氏家族在具體經營中，包括經營觀念、文化水平、知識結構，也隨著時代的演進而發生變 化。但是，從他們的經營事例以及實際利用的社會關係中，还可以看到很多傳統的東西仍然 發揮著作用。 在洞庭席氏家族編織的關係網絡中，親族、同鄉關係始終是其中最基本的，可以認爲是 繁雜社會關係圈中的“內核”，也是比較穩定的部分。在他們的人際網路中，最注重的是親 戚與同鄉。前者借助宗族血緣組織，依賴血緣的聯絡和凝聚；後者利用的是地緣，所謂“親 不親，同鄉人”。而兩者在多數情況下是相互滲透的。“父子相承，傳爲世業，旁及戚婭， 故以同鄉人爲多”，這是錢莊等傳統中國商業機構中慣用的進用人事制度，老闆一般是父子 相傳，職員多爲近親或同鄉至好。而這一套人事制度，也被買辦帶進並移植到了洋行中。在 同鄉與同族組成的人際網路中，在外資銀行任買辦的席家子弟在資金周轉、匯兌定約、吸收 存款乃至抵押放款上，經常利用族人、同鄉的關係。“深悉錢莊底細，乃導銀行放息”，同 時，他們往往又把外國銀行的諸如代理彙劃、領用鈔票、存放業務交與親戚同鄉熟人經辦。 席正甫等人與正大、協昇、鎮昌、久源、裕祥等都有直接或間接的投資關係，他自己還與嚴 蘭卿合資開設了著名的協昇錢莊。“那時洞庭山幫錢莊，因和外商銀行買辦是同鄉關係，勢 力不小” 。銀行買辦與錢莊主相結合，構成近代金融界的一股新力量。另一方面，席家買 辦們憑藉自己在洋行中業已取得的地位，援引提攜，使他們的親戚同鄉躋身外資銀行、洋行 者不少。洞庭席家在近代上海金融界的興起，很大程度上與席正甫兄弟在滙豐銀行等外資銀 行當買辦有關，由此形成了一個以洞庭東山席家爲中心，洞庭東、西兩山諸家族互相援引， 利用親戚、同鄉的關係，規模龐大的“外商銀行買辦群體”。職業場上的彼此攀援，生意之 間的互相幫襯，都反映出他們對親族、同鄉的看重與依賴。 與明清時期不同，在席家人構築的社會網路中，有一種關係是在近代拓展的，這便是與 外國商人建立了密切關係，這是席家社會網路結構中的重大突破。由於有了與外國商人的關 係，他們在職業上與西方人保持著長期而親密的聯繫。作爲中國傳統經濟體制之外的人物， 他們很早與西方的近代經濟發生關係，繼而成爲整個通商口岸富有影響力的新的社會力量， 形成了外商銀行買辦群體，由此奠定了席家在上海金融界中的地位。憑藉買辦的身份，挾洋 自重，在與本國官員及其他階層打交道時，明顯增加了他們的分量。甚至席家後來在歐美、 香港等地擁有的一些關係與網路，也是在一些外商的撮合下建立的，1949 年前後部分席家 子弟離開上海，去海外謀求發展，便與此直接相關。 人際關係是雙向的，外國商人也利用了席氏家族的社會關係網路。據《商埠志》的一段 記載：“（席正甫）當其初抵滬濱之際，遂與其兄昆仲同時謀事於商界，未幾創辦中國錢莊， 自行執事，善於經營，日有進步，繼由西商敬服，慕名延聘，充當滙豐銀行買辦之職”①。 從這段文字上看，席正甫兄弟創辦錢莊在先，因善於經營錢莊，也就是他們具有豐富的經商 經驗以及與本地商人的親密關係，爲滙豐等一些外商銀行所青睞，從而被聘爲買辦。外商正 是通過席正甫這些關鍵人物，以他們爲仲介與橋梁，進而與一些錢莊組織、同鄉組織以及中 國的各級官吏  那些在中國社會中起實際作用的勢力發生關係。這是極爲有效的方式， 外資企業由此成功地切入了中國社會，並從中攫取了豐厚的利潤。這種經驗後來爲進入中國 市場的許多外商所仿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