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尾郑氏先祖的源流考析 郑成法 仕尾系郑氏家族堪称惠安名门望族，以其历史悠久、文化深厚、才俊辈出而称著于世。始自唐宋，迨至明清，在近千年的历史岁月里，惠安仕尾系郑氏家族家声鼎盛，科甲绵延。从已知的资料统计，仕尾系郑氏先贤登科入仕者多达20多人，其中，载入省、府、县志的名宦、名士，至少16人。而在这些名宦、名士中，官方志书中载有传记者，多达8人。更令仕尾系郑氏后人引以为豪的是，这些郑氏先贤，竟囊括了惠安郑氏历代科举人物的全部五名文科进士和唯一的武科举人！ 这里所说的仕尾系郑氏家族，包括流入仕尾的惠安郑氏和流出仕尾的惠安郑氏。不难看出，仕尾系郑氏家族是惠安郑氏中最为显赫的一支，可谓是贤才嗣兴，俊彦寖盛，彬彬济济，炜映后先，在惠安的千年文化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然而，这么显赫的姓氏家族，其先祖源出惠安何地，流入仕尾何时，由于史料缺失，始终是个不解之谜。自2007年至今的7年时间里，作为仕尾郑氏后人的笔者，为解开这一历史谜团，曾付出了不懈的探索与努力。最近，在惠安县政协文史委主任张国琳先生和泉港区方志办郭民富先生等文史专家的指点与帮助下，探索与努力终于有了突破，有了初步的结果。至此，仕尾郑氏先祖的源流问题，也因此逐渐的清晰起来。 拙文作为多年探索研究仕尾郑氏先祖源流的心得体会，提供记誌修谱大师们参考，但愿能抛砖引玉，也算是聊以自慰。 移治趣闻延千秋 大凡仕尾出生的人，相信家喻户晓的移治趣闻，都会让他们津津乐道，终生难忘。 记得童年时代，父辈们就常常给我们讲起移治的传闻趣事。说的是我们仕尾那地方，是个风水宝地，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有过曾经的兴盛与繁华。太平兴国初年，朝廷析晋江东乡16里设置惠安县时，官府就看中仕尾这个地方，并作为县治（即县政府所在地）候选地，与科山下的螺城进行竞争。竞争采取称两地的水重来决定县治，重者胜出。“官府派人把两地的水拿来一称，结果发现，螺城的水竟然比仕尾的水重。于是，惠安的县治便花落螺城。事后，有人透露其中奥秘：螺城的水里被偷偷放入盐巴！”（见《惠安文史资料》第二十七辑《仕尾村名背后的故事》） 长大后，随着书越读越多，知识面越来越广，我渐渐发现，这趣闻只不过是一种调侃式的传说故事而已，没有文字记载，更找不到史实依据，实在有点牵强，尤其是以“水重”定治所，更是近乎荒诞。然而，为什么这样的传闻趣事会出现在仕尾？会出现在仕尾郑氏先人祖祖辈辈的传说中？这一问题，又时时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不久前，我偶然在网上发现，同样的移治趣闻竟然出现在泉港古县。有一篇题为《泉港各村名字的由来》文章中，提及古县村名的由来时写道：“因此地水陆交通之便，古时曾建分县于此，宋朝太平兴国年间，析晋江县东乡设惠安县时，因与惠安螺城士绅竞争，双方采取称两地水决定，重者为县址。由于螺城士绅在水中溶进糖（又有说为盐）而胜出，而该地为了纪念这一事件而名之曰古县。” 如此雷同的传闻趣事，分别出现在两个不同的地方，是否预示着恵西仕尾与恵北古县有着某种特殊的关系？带着这一问题，我随即前往泉港古县，为此专门拜访了文史专家郭民富先生，拜访了古县一带的郑氏乡贤。拜访的结果，证实古县的移治传闻不仅确有其事，而且家喻户晓。除了“水重”定县治纯属虚构外，古县作为惠安置县初时的县治所，还确有史实根据。 最近，郭民富先生发表一篇专著《古县新考》，以文史专家的角度与视野，对于古县遗址的存在，惠安立县的时间以及迁移县治等等文史界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考证，在文史界和泉港区各界引起极大的关注与反响。 郭民富先生在《古县新考》中提到，古县作为惠安的最早县治，令历代的史志文献修纂者对此十分关注，多有记载，也令当代文史界的专家学者趋之若鹜，先后对古县进行乡野调查，撰文论证其存在的痕迹。 文中提到，自宋代朝廷组织修纂的《宋朝会要》中有关于“古县”的记载，至明清各版本的省、府、县等史志文献中种种关于“古县”的记载，都确认一个史实，即“古县”曾是“惠安县治故址”。特别是明代泉州进士何乔远修纂的《闽书》中，还采录一首与“古县”相关的诗歌：“太平兴国间，古县移惠安。若遇崔知节，送我上青山。”更进一步佐证了惠安县治先在“古县”而后迁移到“惠安（螺城）”这一史实。 古县作为“惠安县治故址”，这是历史事实，而仕尾要作为“惠安县治故址”，却是没有任何史实依据。然而，移治的趣闻却同样在仕尾流传至今，难道这仅仅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不，这一定有其必然的因素！ 在这里，我们不妨采用数学思维的方式来一个假设，假设恵西仕尾的郑氏先祖就是源自恵北（即今泉港区）古县，那么，随着恵北古县的郑氏先人徙居恵西仕尾，一千多年前的移治趣闻自然也就跟着一起流传到仕尾，流传给仕尾的郑氏后人。而这个传闻趣事又随着历史岁月的流逝，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出现一点变异，一些误差，即把祖居地“古县”，说成了徙居地“仕尾”，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对于两地出现同样的移治趣闻的解释，也就迎刃而解。接下来，则是求证这个假设的成立。 古县凤山浚源流 要求证恵西仕尾的郑氏先祖源自恵北古县，有两个已知条件很重要，一是墓志铭记载的残缺字段，二是仕尾长辈的世代传说。 在仕尾，有村民收藏一方明代嘉靖贡生、三水教谕慎庵郑公的墓志铭。因收藏者生前或许文物保护意识的欠缺，或许还有其他不明的原因，造成墓志铭的上部缺损，右下角被磨平，成为残碑。其中，在提及仕尾郑氏先祖源流的关键字段有缺失，剩下“××南隅，后徙十七都西溪蔡里（即今惠安仕尾）”，成为我们深深的遗憾。但是，这个“××南隅”又成了我们探寻仕尾郑氏先祖源流的一个重要的“已知数”。 为寻找这段缺失的“历史”，探寻这个“××南隅”，笔者曾经去过惠安的“南隅”、晋江的“南隅”、石狮的“南隅”和仙游的“南隅”，走访过这些“南隅”地带的郑氏村落，拜访过这些郑氏村落的乡贤，企望找到与仕尾郑氏先祖有关的信息资料。然而，所有的探寻与努力还是无果而终，探寻也似乎进入死胡同。 后来，又据仕尾的村民介绍，在小时候，父辈们常说，我们的祖先来自“凤山”，更有直接的说法，是来自“仙游凤山”。因而“仙游凤山”就成了另一个重要的“已知数”。 仙游的凤山地处仙游西北山区，与永春、德化为邻。2008年5月，我们走访仙游“南隅”的赖厝圣泉时，据仙游的郑氏乡贤、原仙游县政府办公室主任郑金淡老先生介绍，仙游凤山是个乡，大部分村落都有郑姓，确实也是郑氏先祖的聚居地。然而，仙游凤山地处仙游西北，位于仙游县城的“西北隅”，这与“已知数”墓志铭提到的“××南隅”相悖，故仙游县的凤山乡作为仕尾郑氏先祖的原居地的可能性极小。 那么，能同时满足这两个“已知数”条件的地方又在哪？前不久的几次泉港古县行，还真的让我们找到了一个地方，那地方就是古县凤山，或者称古县域内的凤山。 古县凤山，正好位于“惠安县治故址”即恵北古县的“南隅”略偏东，距古县中心村落近两公里。据《泉港各村名字的由来》一文介绍，“凤山，因此地主村处在凤山之旁，故以山命名”。而这座山，因山势宛如凤凰展翅，故称此山为“凤山”。在这座凤山的周边，除了有凤山村之外，还坐落有凤阳、凤林、凤安、凤南、凤北…等多个与“凤凰”有关的村落，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称“凤阿”。当地的村民告诉我们，“凤阿”就是凤山的意思。同时也有人介绍说，“凤阿”是这座凤山周边村落的共同“灯号”（即堂号）。 明代万历初年，惠安县令叶春及编纂的《惠安政书》中，有关于“凤阿”的记载，是作为七都古楼铺坝头的一个学名。可见，以学名“凤阿”作为凤山的堂号不无根据。 文史专家郭民富先生经过多年的研究，认为古县一带是古时姓氏望族的聚居地。在永嘉之乱后“衣冠南渡，八姓入闽”的八姓：林、黄、陈、郑、詹、邱、何、胡中，古县就占居其中六姓，而郑姓则是其中之一，聚居于凤山一带，为一大“邑望族”。 然而，经过一千多年的岁月风云，如今的古县凤山郑氏，已是今非昔比。凤林的留山村，凤山的坑边村，凤北的洪库村，以及古县的社仔村，都称得上是古县凤山郑氏的“集散地”。如今，居住分散，人口不多，已成为这些郑氏村落的显著特点。然而，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又使得这些郑氏村落显得古老而沧桑，实在令人感慨不已。 仕尾郑氏先祖源自恵北古县的两个“已知数”条件，看来已满足其中的一个半，剩下的就是“仙游凤山”中的“仙游”这半个“已知数”。原来，惠安在置县之前，即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之前，古县凤山还真是隶属于兴化府管辖，故古县凤山又称“仙游凤山”。 明代惠安县令叶春及在《惠安政书》中有记：“宋太平兴国六年，始割晋江东乡十六里置县。然六都有古县遗址，若始基于彼后乃迁之，则今署非六年建矣！故老又传建自崔令，自三四都左旋至十都，原属兴化，余属晋江，尚未有证，阙之。”这里提到的“自三四都左旋至十都”，基本上包括整个恵北地区（即今泉港区）。虽然说是故老传闻，但不可能是空穴来风，一定有其依据的可能。再说，十都与仙游交界，离仙游县城较近，故古时的恵北区域，应该存在直接受仙游管辖的可能。如今，凤山当地的村民也证实，传说古时凤山隶属兴化府管辖，直属仙游县，故古时的古县凤山又称“仙游凤山”。 至此，仕尾郑氏先祖源自恵北古县的两个“已知数”条件均已得到满足，只是还缺乏直接的证据而已。同时，也还需要其他历史资料的佐证。 祖孙父子联登第 最近，郭民富先生发表一篇题为《惠安仕尾郑氏史料辑佚考略》的文章，文中提到：“公元908年，郑希闵登崔邈榜进士。次年（909年），金紫光禄大夫郑济时（青屿人）建离相寺（今属泉州市泉港区）。郑希闵登第之后90年（998年），其孙郑褎（音you）荣登进士榜。郑褎登第之后32年（1030年），其儿子郑方进士及第。郑方登第之后33年（1063年），其儿子郑前进士及第。” 这些唐宋时期仕尾郑氏先贤显赫的历史资料，在历代官方志书中均明确予以记载，绝非虚构。一门五代四进士和唐室高官所带来的家族荣耀，在世世代代的郑氏后人中得以传颂。 仕尾有一座郑氏家庙（或始称“蔡氏家庙”），传说始建于宋元时代，是以仕尾蔡氏肇基始祖“蔡尚书”遗留下来的马厩改建而成，有天井十六个，规模宏大，后几经兴废，毁于元末明初。如今的郑氏家庙，则重建于清末民初，由 “五郑”（即五个郑氏片区：惠安的黄塘、紫山、螺城、东园与涂寨和洛江的河市）共同出资兴建，并置“祀田”轮番耕作，轮番坐庄祭祀郑氏列祖列宗。在郑氏家庙惨遭十年浩劫之前，金碧辉煌的神龛及厅堂四周上方，曾高悬“进士”、“明经”、“文魁”、“武魁”等等匾额十八方。神龛两侧，木刻一幅半弧形对联，上书“祖孙父子进士，叔侄兄弟明经”。显然，这一神龛对联中的“祖孙父子进士”，正是对唐宋时期仕尾郑氏先祖承袭科第辉煌的最佳敬颂。 不独有偶，在古县凤山的坑边村，也有这么一座郑氏宗祠，也曾有这么一方牌匾，上书“祖孙父子进士”。可惜，这方牌匾连同这座宗祠一起，已毁于六十多年前及其那个动乱年代。 坑边的郑氏宗祠，始建年代不详。从四周断壁残垣的宗祠墙体和基础分析，这座古老而又沧桑的宗祠，应该是历史悠久，规模宏大。据坑边八十来岁的郑长春老先生介绍，在他童年时代，坑边的郑氏宗祠还算完好，整个大厅金碧辉煌，神位林立，牌匾多多，庄严肃穆。最让他记忆深刻的是，大厅的正中央，高悬一方横匾，写有“祖孙父子进士”六个大字。由于他从小念过书，懂得字，至今记忆犹新。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宗祠开始损毁，五十年代初，宗祠出现坍塌，合作社运动时期，宗祠被改建，沦为仓库，至十年动乱，宗祠彻底被损毁。如今的这个宗祠，几乎成为废墟，称得上是惨不忍睹！除了前门部分还可以让人们辨认这是一座祠堂外，整个建筑到处是野草丛生，到处是断壁残垣，看了令人心生悲凉。 据坑边郑氏村民介绍，他们是唐室高官郑济时的后代，历史悠久，文化深厚，曾出过不少进士明经、高官名宦。文史专家郭民富先生对此颇有研究，也证实这一说法。 同样的“祖孙父子进士”牌匾（或联对牌匾）出现在惠安两地，出现在两个不同村落的郑氏宗祠，这说明什么呢？除了只能说明两地有着特殊关系外，还能说明惠安历史上出现过两个“祖孙父子进士”的科举辉煌吗？ 翻开所有志书、文献，在惠安的郑氏历代科举人物中，只出现过五名进士。这五名进士，也就是上述的 “祖孙父子进士”（即祖郑希闵、孙郑褎，以及郑褎子郑方和郑方子郑前）四名和明嘉靖进士郑一信一名。史料证明，这五名进士，全部出现在仕尾系郑氏家族。 但是，史料显示，这其中的“祖孙父子”四名进士虽然出现在仕尾系郑氏家族，却未能证明是诞生在唐宋时期的恵西仕尾。 在仕尾，有一方清代乾隆墓志铭《皇清待赠显考二十有二龄文恪郑府君暨待赠显妣五十龄□□黄孺人合葬墓志》写得很清楚：“先世自□孟忆公住居于今之士美里（即今仕尾），再传而为（粤）三水教谕慎庵公…”。自“孟忆公”传至“慎庵公（讳琛，字必献，1475-1556年）”一共有几代，墓志铭没有写，我们暂时无法考证。但已知史料证明，郑氏先祖徙居仕尾的时间不可能早于元朝。因为在唐宋时期，仕尾的原居民主要是蔡姓人家，而且相当兴旺与发达。有一方南宋咸淳改元（即公元1265年）的功德碑至今保存在仕尾郑氏家庙，记载仕尾蔡氏僧人捐资700缗（相当于当今的一百多万元）兴建官家宅院或花园里的“榕台”及“四畔桥路”这么一个工程，说明这个蔡姓家族在宋代有过相当的辉煌。（见《惠安文史资料》第二十七辑《仕尾村名背后的故事》） 再说，仕尾的郑氏故老也从无关于宋代出进士的传闻，更找不到在恵西仕尾这个蔡姓望族集居地出现过“祖孙父子进士”的史料记载。 由此推断，“祖孙父子进士”的诞生地应该极有可能是凤山坑边，或者说是古县凤山。至少可以说，在古县凤山一带，孕育着“一门五代四进士”基因的可能性。 故此，凤山坑边的郑氏，或者广义上认为是古县凤山的郑氏，就是仕尾系郑氏家族的一个支系，而且是这个家族的惠安源头。古县凤山出现的“祖孙父子进士”牌匾，足以佐证仕尾郑氏先祖源自古县凤山！ 建寺兴学芳名留 明代国子监祭酒、礼部右侍郎陆可教撰写的《广西按察司副使郑公一信墓志铭》中，在记述仕尾郑氏先祖的源流时，有这么一句：“其先世出光州之固始，自唐末徙闽，家惠安，遂为邑望族”。 五年前，我在探索仕尾郑氏先祖的源流时，曾请教过惠安政协文史委主任张国琳先生，探讨过唐末自光州固始徙闽的仕尾郑氏先祖，是否存在跟随“三王（即王潮、王审邽、王审知）”一起入闽的可能性，张先生的否定回答让我记忆犹新。他认为，仕尾郑氏先祖系出身科第世家、书香门第，先贤郑希闵、郑褎、郑方、郑前等祖孙、父子皆进士及第，并非行伍出身，从遗传基因的角度看，与永春鹏翔郑氏的开基始祖、“三王”部将郑可远公后裔存在世袭渊源的可能性不大。 张国琳先生认为，莆田的《兴化府志》和《闽书》、《八闽通志》的“兴化府篇”部分，能把先贤郑希闵、郑褎、郑方、郑前等记为莆田人，说明这些先贤有可能源自兴化，更有可能源自与兴化比邻的恵北古地。他认为，“以个人的直觉，仕尾郑氏先祖应该源自恵北，很有可能就是金紫光禄大夫郑济时的后裔。” 这里提到的郑济时（字洪父），是一位正三品的唐室高官金紫光禄大夫，唐末自光州固始避乱入闽，居青屿（疑莆田湄洲湾北岸秀屿一带），故称青屿郑济时。郑济时迁徙恵北古县凤山后，在此避居，成为一名高人隐士。唐天祐六年（909年），郑济时在塔山东麓创建千年古刹离相寺。同时，与贤人陈国忠一同住于寺院中，收徒授业，化育文教，传播中原文化，传承中华文明，堪能比肩莆田南湖“郑氏三先生（即郑露、郑庄、郑淑）”，可谓功德盖世，泽被桑梓。殁后，歆享于于惠北十都的灵应庙，受到当地百姓的感恩戴德，万世敬祀。 关于金紫光禄大夫郑济时及其千年古刹离相寺的相关信息，文史专家郭民富先生已经做了比较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并编著《千年古刹离相寺》一书，这里不再赘述。 值得一提的是，金紫光禄大夫郑济时作为惠安仕尾系郑氏家族的入闽始祖，虽无直接的实物证据，但其可能性显然是存在的： 一、郑济时于唐末自光州固始避乱入闽，与史料记载的仕尾郑氏先祖的入闽时间、始发地完全一致。 二、郑济时迁徙恵北古县的凤山，避居林下，并在附近的塔山建寺兴学。仕尾系郑氏先祖（即“祖孙父子进士”四先贤）也源自古县凤山，已基本上为史料所证实。 三、郑济时作为唐室高官，又避乱迁徙，先入闽，再入恵，于公元909年建寺兴学，其时，至少应该是年过半百。而仕尾系郑氏先贤郑希闵于公元908年登进士，而其孙郑褎于公元998年登第，相差90年。郑褎登第时37岁，那么，按一般生育常识计算，其祖郑希闵登第时（即公元908年）应该在20岁至30岁之间。如果郑济时与郑希闵存在着直属关系，那么，郑济时定是郑希闵的父辈，并有着父子关系的可能。 四、凤山坑边的郑氏村民介绍，他们是郑济时的后裔，世代相传以郑济时为始祖。郑济时创建千年古刹离相寺，功德无量，历代的离相寺僧徒、僧尼，皆视凤山坑边为郑济时的祖居地，世世代代前往坑边郑氏宗祠为郑济时的神位供奉、祭祀。如今，无论是坑边的郑氏村民，还是离相寺的僧徒、僧尼，都能证明这是事实。 光禄大夫郑济时在古县凤山建寺兴学，化育一方文教，其家族在此繁衍生息，登科入仕，其后裔更是爵位蝉联，家声不坠。周围乡里诸姓，也因此兴旺发达，名臣良宦辈出不穷。 显然，恵北的古县凤山，作为金紫光禄大夫郑济时的避居地，是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凤山，是姓氏望族的代名词，是衣冠南渡者的一个聚居地，更是惠安郑氏先人入惠后的发祥地。 文史专家郭民富先生在《惠安仕尾郑氏史料辑佚考略》中感叹道：“且不说‘祖孙父子进士’的鱼跃龙门之欢腾，仅以郑济时避居林下的作为来看，其生前的官爵、晚年的贡献、去世后所享受的待遇（殁后歆享于惠北‘灵应庙’），在千年惠安历史上，至今不见第二人！” “心得体会”写到这里，算是可以告一段落。寻找“缺失历史”的努力虽有所突破，但笔者清楚，这仅仅是个开始，艰巨而繁杂的考证工作还在后头。一个家族源流的考证，称得上是个系统工程，需要更多努力的付出，需要更长时间的期待，更需要历史岁月的淘濯。 惠安仕尾系郑氏家族源自恵北古县凤山，已为诸多史料所证实。但作为文史资料，追求的是严谨、科学的史学观，所以，亟需直接证据予以确认。而对于诸多细节，如：仕尾郑氏先祖徙居仕尾何时、何世？始祖何人？需要对史实进一步收集，进一步考证；古县凤山作为郑氏家族的一个“邑望族”聚居地、发祥地，逐渐走向衰落，其原因何在？郑氏族人外迁路径如何？值得后人研究；唐室高官郑济时与仕尾郑氏先祖、五代梁开平进士郑希闵存在有父子关系的可能性，需要直接的史料证据；此外，郑济时入闽、徙恵的史料搜集，建寺兴学的史迹探寻以及对历史文化的贡献等等，都是我们今后不断探索与研究的课题。 拙文借以清未惠安俊士、惠安图书馆首任馆长杜唐先生《郑成之故里》一诗（“刺桐花下里，家学衍箕裘。体革南朝弱，文追吏部遒。欧阳祔述作，高密浚源流。登第联三世，步芬孝义留”）之韵，作绝句七言《仕尾郑氏源流考》，聊当文中小标题： 移治趣闻延千秋，古县凤山浚源流。 祖孙父子联登第，建寺兴学芳名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