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世界康氏宗亲网》的公开感谢信 辽宁抚顺康庆山 2015.04.21 昨天晚上我登录世界康氏宗亲网，发现他开辟了康居国文化专栏，专栏内的文章竟然是老朽的系列拙文。为之感激涕零，一夜几乎无眠。所以，今天爬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一封公开感谢信。知恩图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岂能含糊！ 在此之前，是《河北康氏网》、《天下匡氏网》关注并转载了我的大量拙文；现在又多了一个推广老拙作的网站，对于我个人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对于《世界康氏宗亲网》来说，则多了一份风险。这种风险不知《世界康氏宗亲网》利、弊权衡过没有？因为2014年春节大年初一，在中华康氏网留言栏目，刊登了康林征先生的质疑和中华康氏研究会谱牒部的评语： 东营分会康林征 于 2014-01-31 22:17:46说： 近日我有幸拜读了康庆山老先生的博文，我对康氏的渊源进行百家争鸣没有意见，同时对康庆山老先生的努力是尊重的。我要说的是元和姓纂系元朝奉召所著，应该是严谨的。我认为当时的文献资料要比现在要多的多，虽然后来几经校勘，也会对原有的结论予以保留。卫国文化史考并没有否认康氏一支出自康居国，康庆山老先生主要的依据是康氏人员的历史记载，墓志，再就是家谱的附会。康氏的历史名人最早出现在三国时期，这和我族人的性格特征不无关系，是想当代族人如生在古又有多少人达到在史立志标准啊，证明是康居国人的墓志大概也就出自三国前没多少年。还有一点三国时期及以后康僧会，康昆仑直接指出是康居国人，而另一位出自三国时期的旅行家康泰没说是康居国人，证明那个时期我康氏族人已经是在我华夏大地广大地区繁衍生息了，这个时期据康居国之康氏进入中原时间太短，根据当时的交通条件，在没有大的历史背景情况下，从康居国进入的康氏人是没办法形成这个事实的。家谱附会是家谱的通病，在中国任何人也找不到没有附会的通谱。我认为康氏出自康叔可信度最高。由于我水平有限，以上只代表我个人意见， 管理员回复： 唐·林宝《元和姓纂》、宋·郑樵《通志·氏族略》、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皆明载天下康姓始祖为康叔封。《元和姓纂》是官修之书，《通志》是影响巨大的大型类书，《古今姓氏书辩证》是宋代姓氏学研究集大成之作，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前言中赞其“谨慎取舍，不妄信，不苟同”，“其谨慎治学态度，灼然可见。”如果要想推翻这些记载，是要有充分理由、充分证据的。如果没有古代典籍作证明，只靠推测来下结论，恐怕不是严谨的态度。因此，我们认为林征先生的意见是很值得重视的。 康庆山先生作为康氏大家庭中的一员，积极参加康氏祖根姓源的研究，热心族务的精神是值得赞扬的。庆山先生的博文，我们也都一一拜读，他提出康氏得姓先祖应是康居国质子康乘的见解，需要他自己举证。因为康乘也不是凭空而来的，其先祖名讳、传承代数、后世如何分流，这些都是疑问，甚至康居国是否音译词，是合成词还是词组，康居中的康字是如何来的？总要先回答这些问题吧？但无论如何，康氏是多源头的，来自康居国的康氏都是康氏大家庭的支柱之一。 唐代颜真卿撰《银青光禄大夫海濮饶房睦台六州刺史上柱国汲郡开国公康使君希洗神道碑铭》（此文网上可以搜到）有康希铣的简明世谱，谱中明言开姓祖是康叔，其开基祖康超汉代居汲郡。庆山先生认为是伪造的，这恐怕又是一桩疑案，需要提供确凿的证据。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撰碑者颜真卿一门忠烈，其浩然正气震古铄今，真可谓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尽节后皇上曾辍朝五日！颜真卿竟然造假碑铭，这种说法真是太匪夷所思！ 由此评语可知，我早已被康氏文化研究会打入了康氏的“叛经离道”者的另一类。所以，我要正告好心之人，先权衡一下利、弊，再和我交往不迟；对此事我耿耿于怀，也说明我是一个缺乏修养、品位不高、知识浅薄之人。 仅就某些问题我辩驳几句： 一.中华康氏源于康居不是老朽的杜撰，此说是康文煜先生在《康氏源出考》中有详细的论述。 《康氏源出考》 康文煜 11-06-04 此文曾先后在中华康氏网留言板上、世界康氏宗亲网上，厘正空间等网络上发表。（论“康氏出自汉代西域康居国王子之后裔，以国名为氏”见中华康氏网、世界康氏宗亲网；康氏源出考，见厘正的空间。http://www.kangshi.org/member/index.php?uid=kangej） 康氏源初考 一 (11-06-04 01:32) 最近网上介绍姓氏缘由的文章很多，所以随便找了找自己姓氏的由来。然而看后不经疑问没有冰释，反而又增加了些许疑惑。因此，便产生自己探求一下自己姓氏渊源的念头。孰料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缘何？原来介绍姓氏渊源的书籍不易查找，而且多有缺漏。实在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查后所知：我国姓氏研究由来已久，历代姓氏学著述丰富多彩，博大精深，是中华传统文化宝库中有待开发整理研究的瑰宝。历代姓氏学著述中，学术性较高，影响较大的有：　 1.《世本》。《世本》为我国第一部系统性的姓氏著作。《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著录有《世本》十五篇，内容有帝系、传谱、氏姓等，记录了黄帝以来迄于战国时期帝王诸侯及卿大夫的世系、谱号等。可惜《世本》原书在宋代散佚，清代有八种辑本，其中以雷学琪、茆泮林两种辑本较佳。继之者有东汉王符《潜夫论》志氏姓篇,应劭《风俗通》姓氏篇,六朝何承天《姓苑》。上述诸书，除《姓苑》多有遗失外，我们今天还能看到。 2.《姓氏急就篇》。《姓氏急就篇》为西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所撰。原本为三十二章，后两章《齐国》、《山阳》为后汉人所加，故今本为三十四章。书中所列姓氏130姓。宋王应麟有《姓氏急就篇》辑本。 3.《元和姓纂》。唐代林宝撰。其内容先列皇族李氏，余者依唐韵206部，分别排列，每韵之内以大姓为首，记载姓氏来历及各家谱系，对唐人姓氏尤为详尽，共计收录姓氏1232个。 书中论得姓受氏之初，多原于《世本》、《风俗通》，并引证《世本族姓记》、《三辅决录》、《百家谱》、《英贤传》、《姓源韵谱》、《姓苑》诸书，旁征博引，宏富翔实。宋代郑樵所作《通志·氏族略》，多取材于该书，足见此书对后世姓氏学研究影响甚大。但林宝编写该书时，历时仅200余天，其考辨、援引尚有谬误、缺漏之处。且当时矜尚门第之风盛行，取材多据各家谱牒所陈，附会攀援，均所不免，故宋洪迈《容斋随笔》称：“元和姓纂，诞妄最多。” 《元和姓纂》原书在宋代已佚，今存本系清代孙星衍和洪莹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并以《古今姓氏书辨证》所引各条补其缺失，分为18卷。今人岑仲勉撰有《元和姓纂四校记》，对该书大有纠谬、补缺之功效。 4.《百家姓》。家喻户晓的《百家姓》，是自北宋以来就在民间广为流传、并有深刻影响的启蒙读物，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该书收录姓氏486个，编为四言韵文，但无文理可循，旧时作为启蒙读物。一千年来，《百家姓》翻印多次，版本众多，并有各种《续百家姓》、《增广百家姓》等先后问世。明、清两代学者曾对《百家姓》进行讨论考证，其中以康熙初年山东琅琊人王相所著《百家姓考略》影响较大。《考略》对《百家姓》所列姓氏先注五音、郡望，而后考其姓源所自出，并列举各姓著名人物，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现存最早的《百家姓》版本有元代至元刊本和泰定刊本。而现代较为通行的则是清代的《增广百家姓》，其中共收录姓氏504个，其中单姓444个，复姓60个，大体上包括了日常通用的姓氏，有很大实用价值。 5.《古今姓氏书辨证》。宋代邓名世撰，其子椿哀补成。本书共四十卷。作者对《元和姓纂》一书采录、考辨尤为详博，同时又以《熙宁姓纂》、《宋百官公卿家谱》二书互为参校，往往足以补史传之不足，对有关姓氏著作，取其长而辨其误，故名《古今姓氏书辨证》。该书从北宋政和年间即开始着手编撰，成书于南宋绍兴四年(1134年)，父子相继，历时20余年，所以比其它姓氏书著作较为洋细、精确。原书久已散失，今存本系乾隆年间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仍为四十卷，保留了原书的内容、风貌，是研究姓氏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著作。 6.《通志·氏族略》。南宋著名史学家郑樵撰。《通志》为通史性的志书，共200卷，其中《氏族略》为考辨、论述姓氏的专著，共收录姓氏2255个。该书参阅《元和姓纂》，将姓氏以其起源分为32类，缀以总论，附以四声，并列举姓氏混淆实例13种，旁征博引，考释甚详。尤其是总论13篇，对姓氏作了系统的学术探讨，对中国姓氏源流、氏族分合及世系衍派均有较详尽的论述，在中国姓氏学研究中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凡研讨姓氏文化者均以其为发凡起例之蓝本。流传甚广的《百家姓》一书中，所收504姓，其姓氏源流的分类，均可归入《氏族略》所列32类之中。该书在姓氏学中的地位和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7.《姓解》。宋代邵思撰。《姓解》共3卷，收入2568个姓氏。其书也是研究姓氏必备之书。 此后明清之际，也多有姓氏研究之书，也能做互相参考之价值。如明代凌迪知撰的《古今万姓统谱》、清代鲍廷博、汪辉祖等撰的《史姓韵编》等。案：今查《世本》辑本、东汉王符《潜夫论》志氏姓篇,应劭《风俗通》姓氏篇，均无康姓记录。记载康姓最早的书籍是唐《元和姓纂》，书称“卫康叔之后以谥为氏”。此后宋代王应麟《姓氏急就篇》、宋代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宋代邵思《姓解》、南宋郑樵《通志·氏族略》均承林宝之说。今查诸史书、现存诸碑刻、家谱等资料，此说有诸多可疑之处，实在是不可靠的。我之观点---康氏出自汉代西域康居（唐康国）国王子之后裔，以国名为氏。 康氏源初考 二 (11-06-04 01:36) 为什么说康氏出自汉代西域康居（唐康国）国王子之后裔，以国名为氏呢？证据如下： （1）今查正史诸书，首载康氏名人传记的是《梁书》卷一八《康絢》（南史下卷55康絢传同），书载：“初汉置都护，尽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待（诏）于河西，因留为黔首，其后即以康为姓。”这是史书明文记载的，不容置疑的。 （2）今查《世本》辑本、东汉王符《潜夫论》志氏姓篇,应劭《风俗通》姓氏篇，均无康姓记录。这说明从黄帝传说时代至东汉末年如此长时期内，未有康氏（指卫康叔之后裔）活动之痕迹。只有在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康居人来华后，始有记载康姓人士的活动，所有这些康氏均称康居人。（3）为何唐《元和姓纂》，书称“卫康叔之后以谥为氏”呢？最初来华的康居人（唐康国）对于自身的来历并不讳言，也不愿割舍。如《康婆墓志》（647年）：“博陵人也，本康国王之裔也。高祖罗，以魏孝文世，举国内附，朝于洛阳，因而家焉，故为洛阳人也。”《康阿达墓志》（贞观年间）：“西域康国人也。祖拔达，凉州萨保。父莫量，同葬安乐里。”但安史之乱后，生活在中原的大多数康国人的墓志有个明显的变化，即讳言出身，他们力图用改变自己的出身和郡望的做法，来与胡人划清界限。如《康府君夫人康氏墓志》（760年）：“会稽人也。春秋五十有七，以乾元三年二月廿二日，葬于长安县城西龙首原，礼也。”《康氏墓志》称：“会稽人。” 《康志达墓志》（821年）：“本会稽人也。自曾祖曰延庆，皇朝左威卫大将军，徙居为京兆长安人也。考曰日知，皇朝兵部尚书、左威卫上将军，赠尚书左仆射。”原因就是因发动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史思明出身粟特，因此在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唐朝统辖地区有一种排斥胡化的思潮，从而对这里的粟特人心理和生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为求得生存和发展、尽快融入汉族社会，摆脱自己外来民族的色彩，便纷纷改变郡望主动使自己“变”胡为汉，都将自己的远祖上溯到商周时期。 康氏源出考 三 (11-06-05 12:38) 上次说了，经过查找诸史资料、现存碑刻、姓氏研究诸书、家谱资料后，得出康氏源出康居之后的结论。我想可能有很多康氏宗亲们并不认同，这很正常。以后，本人将逐步给出资料，给以详细说明。这次我接着说说其他康氏渊源的说法。 唐中后期后，许多入华的康居后裔由于特殊原因，宗奉康叔为祖，主动融入中华大家庭之中。可以说这是毋庸置疑的。 宋代，由于避赵匡胤名讳，匡氏改为康氏，康氏团体得以壮大。这一支康氏，渊源明确，聚居区域集中。此不详述，大家可以参见这支家谱世系。 另外，还有许多康氏出于其他少数民族。主要有： 1，突厥中的康氏。其实这是许多宗亲们的误解，事实是：突厥中的康氏仍然来自康居或康国。突厥兴起于阿尔泰山一带，后来势力强大，统辖范围及广。康国也曾附属于突厥。由于康国人善于经商和崇尚武功，所以许多康国人奔走于突厥境内、经商、定居、甚至为官为将。突厥王庭帐下甚至有一康国人组成的“拓羯”军团。这些康国人绝大多数都以突厥化，所以史书记为突厥人。 2，源于蒙古族的康氏。卓尔古特氏，亦称朱勒豁得氏，世居科尔沁。后有满族引为姓氏。所冠汉姓为康氏、朱氏、周氏等。蒙古族珠尔奇特氏，亦称主儿乞氏、主儿勤氏、月儿斤氏、禹儿乞氏、朱日其德氏，源出成吉思汗第四世祖合布勒长子斡勤巴儿合黑所建部落名称，是蒙古东方三部落之一。清朝中叶以后，多冠汉姓为康氏。蒙古族瑚尔拉特氏，亦称胡拉特尔氏，出自清朝初期蒙古巴尔虎部，后有满族、达斡尔族引为姓氏。清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瑚尔拉特氏族奉命随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派驻辽宁丹东凤凰城，屯垦于瑷河沿岸影壁山附近，其后代多冠汉姓为康氏、胡氏，今主要聚居于凤城大堡蒙古族镇。 3，源于满族的康氏。赫舍哩部族人，取部落名为氏，世居都英额地区。满清开国初，其祖赫舍哩硕色归清，隶属正黄旗满洲，精通满、汉、蒙文字，其子赫舍哩索尼亦精满、汉、蒙文字，由头等侍卫历著战功，受清世祖章皇帝爱新觉罗•福临之托顾命为辅政大臣，授一等公，谥文忠。其租墓在昭陵左掖，后代分为赫、张、康三氏。其中的康氏始祖为赫舍哩卡宜奇郎，取名字的汉字谐音“康”为氏，隶属正黄旗满洲，官拜木力占牛录、武德骑尉。他在清康熙年间率部出兵辽东，之后驻居辽阳，生又五子，长子和次子皆无后，五子过继给富氏。三子赫舍哩达士巴和四子赫舍哩招里其的后人分为两支，前后驻防凤凰城(今辽宁丹东)，分别在正黄旗满洲和正白旗满洲下注册。赫舍哩卡宜奇郎逝世后墓葬于辽阳涧溪沟。卡克他氏，称亦卡尔他吉尔氏、卡勒塔基尔氏。卡克他氏的始祖原为佟努尔哈赤的旧属，曾于明思宗朱由检崇祯十一年(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奉清太宗之命参加中朝战争，而后从主入关，居于京城北苑(今北京海淀圆明园东厢白旗一带)。后在清康熙年间推行“拔民实边”的政策时，卡克他图美和卡克他图奇兄弟俩奉命到凤凰城北山(今辽宁丹东)驻防，隶属镶白旗满洲，官拜保牛录。卡克他图奇终身未娶，而兄长卡克他图美则官至参领，娶妻汪氏，生有三子，其后裔子孙世居凤城北山一带，繁衍至今，皆改汉姓为康氏，世代相传至今。额勒赫氏，世居绥分(今绥分河上游地区)、爱珲(今黑龙江黑河爱珲镇)、黑龙江沿岸等地，后多冠汉姓为康氏、安氏。康锡哩氏，世居伊巴丹(今辽宁桓仁雅河乡附近)，后多冠汉姓为康氏。讷哷氏，亦称那尔氏，世居黑龙江，所冠汉姓为春氏、康氏。卡宜氏，原属于赫舍哩氏族中的一支，受命驻防凤凰城，分隶正黄旗和正白旗下，隶正白旗者依然姓赫舍哩氏，而隶正黄旗下者皆取始祖“卡宜奇郎”的前两个字“卡宜”为姓，后多冠汉姓为康氏。康仪理氏，亦称康吉里氏，世居费尔塔哈村(今吉林西南二百五十公里处)，后多冠汉姓为康氏。4，源于其他少数民族。今瑶族、土族、羌族、苗族、白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中，均有康氏族人分布，其来源大多是在唐、宋、元、明、清时期中央政府推行的羁糜政策及改土归流运动中，流改为汉姓康氏，世代相传至今。 小结 1，康氏最初源自入华康居（或康国）人，按胡人入华取姓惯例，以国为氏。 2，唐安史之乱后，入华康氏纷纷尊奉康叔为始祖。 3，宋至清，匡氏、及其他民族成分的汇入，壮大丰富了康氏团体。 4，今天的康氏，已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汉族的一部分。其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富，成员众多，历史名人辈出，是《百家姓》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姓氏。 （ 本文完） 如果说代人受过也是一种美德，我是心甘承受的。在《康氏源出考》的这样大事不说清楚它的出处，那更有贪天功为己功之嫌！ 介绍中华康氏血缘之祖，侍汉康居王质子康乘的文章照样是出自康文煜先生的手笔： 《中华康氏始祖---康居王质子乘》 康文煜 2012-07-01 据《汉书•西域传》记载：“成帝时，康居遣子侍汉，贡献。然自以绝远，独骄慢，不肯与诸国相望。” 但汉庭因为“其新通，重致远人。终羁縻而未绝。”以上记载明确地说：西汉成帝时，康居国曾遣子入汉，而且此后双方还交流不断。后《梁书》卷一八《康絢传》亦载：“初汉置都护，尽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待于河西，因留为黔首，其后即以康为姓。”此条不仅继承上说，且更具体地指出：后留于河西，以国为氏。可见此事不妄。 这条历史文献记载，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悬泉置遗址的发掘，得以印证证实。见下图（【笔者注】：因笔者不会在博客中，贴图。简图改为文字。）： “简11：阳朔四年四月庚寅朔戊戌…送康居王质子乘…如律令（Ⅱ XT0215④：17）” 简长23、宽1.3厘米，简上有字两行，模糊不清。尚能释者第一行有“阳朔四年四月庚寅朔戊戌”11字，第二行有送康居王质子乘”和“如律令”等10字。阳朔为成帝第三个年号，四年为前21年。所谓“至成帝时，康居遣子侍汉，贡献”在这里得到了证实。 这里，不仅所谓的“成帝时，康居遣子侍汉，贡献”得以证实，而且，也让我们得以确知：公元前21年（成帝阳朔四年），康居王遣子侍汉，王质子因留为民，按胡人入华取姓惯例，以国为氏，为康氏。这位中华康氏始祖，名为 乘 。 二、中华康氏研究会谱牒部： 唐代颜真卿撰《银青光禄大夫海濮饶房睦台六州刺史上柱国汲郡开国公康使君希洗神道碑铭》（此文网上可以搜到）有康希铣的简明世谱，谱中明言开姓祖是康叔，其开基祖康超汉代居汲郡。庆山先生认为是伪造的，这恐怕又是一桩疑案，需要提供确凿的证据。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撰碑者颜真卿一门忠烈，其浩然正气震古铄今，真可谓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尽节后皇上曾辍朝五日！颜真卿竟然造假碑铭，这种说法真是太匪夷所思！ 1.我查遍了我在此之前所写的博文，没有“庆山先生认为是伪造的”之词； 2.这可能是我引用荣新江教授的《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言辞不当引起的误会。为了以正视听将原文复制于后，加粗字体是荣新江教授的原话： “颜真卿撰《康希铣神道碑铭》，详细叙述了这个家族从周武王以来直到唐朝的谱系，中间没有断绝，其中说这个康氏是从南朝陈开始，“居会稽，遂为郡人焉”[93]。不过，此碑立于大历十一年（776），也不能排除是出自其家族成员提供的伪家谱的可能性”。 再来说说粟特人和粟特康氏：荣新江教授在《从撒马尔干到长安---中古时期粟特人的迁徙与入居》一文中有： 《從撒馬爾干到長安—中古時期粟特人的遷徙與入居》 粟特人，在中國史籍中又被稱爲昭武九姓、九姓胡、雜種胡、粟特胡等等。從人種上來說，他們是屬於伊朗系統的中亞古族；從語言上來說，他們操印歐語系伊朗語族中的東伊朗語的一支，即粟特語（Sogdian），文字則使用阿拉美文的一種變體，現通稱粟特文。粟特人的本土位於中亞阿姆河和錫爾河之間的澤拉夫珊河流域，即西方古典文獻所說的粟特地區（Sogdiana，音譯作“索格底亞那”），其主要範圍在今烏茲別克斯坦，還有部分在塔吉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在粟特地區的大大小小的綠洲上，分佈着一個個大小不同的城邦國家，其中以撒馬爾干（Samarkand）爲中心的康國最大，它常常是粟特各城邦國家的代表。此外，以布哈拉（Bukhara）爲中心的安國，也是相對較大的粟特王國。還有，位於蘇對沙那（Sutrushana/Ushrusana）的東曹國，劫布呾那（Kaputana）的曹國，瑟底痕（Ishitikhan）的西曹國，弭秣賀（Maymurgh）的米國，屈霜你迦（Kushanika）的何國，羯霜那（Kashana）的史國，赭時（Chach）的石國等等，不同時期，或有分合，中國史籍稱他們爲“昭武九姓”，其實有時候不止九個國家[1]。歷史上的粟特人從未形成一個統一的帝國，因此長期受其周邊強大的外族勢力控制，先後臣屬於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希臘的亞歷山大帝國、塞琉古王朝、康居國、大月氏部、貴霜帝國、嚈噠國等。粟特人在各異族統治下，非但沒有滅絕，反而更增強了自己的應變能力，不僅保存了獨立的王統世系，而且成爲中古時代控制陸上絲綢之路的一個獨具特色的商業民族。 　　在公元3至8世紀之間，也就是大體上相當於中國的漢唐之間，由於商業利益的驅使，以及粟特地區的動亂和戰爭等原因，粟特人沿傳統意義上的陸上絲綢之路大批東行，經商貿易，有許多人就此移居中國，一去不復返。 　　粟特人東來販易，往往是以商隊（caravan）的形式，由商隊首領（caravan-leader）率領，結夥而行，他們少者數十人，多者數百人，並且擁有武裝以自保。我們在敦煌莫高窟第420窟窟頂東坡上部的隋代繪製的一幅《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就可以看到這樣的商隊在絲綢之路上行進的情形，雖然畫家繪製的是産生於印度的佛經故事，但人物形象卻是以敦煌畫家常見的中亞粟特商隊爲原型的[2]。 　　粟特商人在絲綢之路上的一些便於貿易和居住的地點留居下來，建立自己的殖民聚落，一部分人留下來，另一部分人繼續東行，去開拓新的經商地點，建立新的聚落。久而久之，這些粟特聚落由少到多，由弱變強，少的幾十人，多者多達數百人。在中原農耕地區，被稱爲聚落；在草原遊牧地區，則形成自己的部落。因爲粟特商隊在行進中也吸納許多其他的中亞民族，如吐火羅人、西域（塔克拉瑪干周邊綠洲王國）人、突厥人加入其中，因此不論是粟特商隊還是粟特聚落中，都有多少不等的粟特系統之外的西方或北方的部衆，所以，我們把粟特聚落有時也稱爲胡人聚落，可能更符合一些地方的聚落實際的種族構成情況。 　　這種有組織的粟特商隊的首領，粟特文叫做s’rtp’w，漢文音譯做“薩保”、“薩甫”、“薩寶”等，意譯就是“首領”。薩保的粟特文原語，是吉田豐教授從寫於西元4世紀初葉的粟特文古信劄中找到的[3]，最近，這一比定得到了新發現的史君墓粟特文和漢文雙語對照書寫的銘文的確證。結合漢文文獻中大量的有關薩保的記載，我們知道薩保不僅是粟特商隊行進中的領袖，而且也是粟特人建立的聚落統治者，由於大多數早期東來的粟特人信奉的是粟特傳統的瑣羅亞斯德教（中國稱之爲祆教、拜火教），所以聚落中往往立有祆祠，薩保也就成爲粟特聚落中的政教大首領。 　　從十六國到北朝時期，這樣的胡人聚落在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中原北方、蒙古高原等地區都有存在，散佈十分廣泛。通過學者們歷年來對粟特文古信劄、敦煌吐魯番發現的漢文和粟特文文書、中原各地出土的漢文墓誌材料，我們已經可以清晰地勾勒出一條粟特人東行所走的絲綢之路，這條道路從西域北道的據史德（今新疆巴楚東）、龜茲（庫車）、焉耆、高昌（吐魯番）、伊州（哈密），或是從南道的于闐（和田）、且末、石城鎮（鄯善），進入河西走廊，經敦煌、酒泉、張掖、武威，再東南經原州（固原），入長安（西安）、洛陽，或東北向靈州（靈武西南）、并州（太原）、雲州（大同東）乃至幽州（北京）、營州（朝陽），或者從洛陽經衛州（汲縣）、相州（安陽）、魏州（大名北）、邢州（邢臺）、定州（定縣）、幽州（北京）可以到營州。在這條道路上的各個主要城鎮，幾乎都留下了粟特人的足迹，有的甚至形成了聚落[4]。 　　北朝、隋、唐時期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爲了控制這些胡人聚落，把薩保納入中國傳統的官僚體制當中，以薩保爲一級職官，作爲視流外官，專門授予胡人首領，並設立薩保府，其中設有薩寶府祆正、薩寶府祆祝、薩寶府長史、薩寶府果毅、薩寶府率、薩寶府史等官吏，來控制胡人聚落，管理聚落行政和宗教事務。從史籍和墓誌輯錄的材料來看，從北魏開始，中原王朝就在都城洛陽設京師薩保，而在各地設州一級的薩保。我們見到有雍州、涼州、甘州等地薩保的稱號。以後西魏北周、東魏北齊都繼承了此制度。北齊有京邑薩甫，諸州薩甫。《康元敬墓誌》裏還有“九州摩訶大薩寶”的稱號，可能是北齊管理全國薩保府事務的官職，也可能是京邑薩甫——北齊都城鄴城的胡人聚落首領[5]。北周有京師薩保，墓誌材料還有涼州、酒泉、同州、并州、代州、介州等州一級的薩保，如新發現的史君墓主人是涼州薩保，安伽是同州薩保，還有中央政府派出的檢校薩保府的官員，即虞弘。隋代有雍州（京師）薩保和諸州薩保。唐朝建立後，把正式州縣中的胡人聚落改作鄉里，如西州的胡人聚落設爲崇化鄉安樂里，敦煌則以粟特聚落建立從化鄉，兩京地區城鎮中的胡人同樣不會以聚落形式存在，但邊境地區如六胡州、營州柳城等地的胡人聚落，應當繼續存在，因此薩保府制度並未終結，所以《通典》卷四○《職官典》以及其他史料仍有薩寶府職官的記錄，事實上，北朝隋唐的中央政府對粟特聚落的控制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目前所見最早的有關粟特商人在中國活動的記錄，是斯坦因（A. Stein）在敦煌西北長城烽隧下面發現的粟特文古信劄。這是一組住在武威、敦煌的粟特商人寫給家鄉撒馬爾干或西域樓蘭等地的粟特商人的信件，不知何故被送信的使者遺失在那裏。經過學者們的解讀，我們得知這是公元4世紀初葉寫成的，主要內容是報告粟特商人以涼州武威爲大本營，派出商人前往洛陽、鄴城、金城（蘭州）、敦煌等地從事貿易活動，因爲晉末中原的動亂，致使經商的粟特人也蒙受打擊這一情況，通過信劄所述內容我們還瞭解到他們行蹤之遠，以及經營的貨物品種——香料、布匹等[6]。 　　粟特人經過長時間的經營，在撒馬爾干和長安之間，甚至遠到中國東北邊境地帶，逐漸形成了自己的貿易網絡，在這個貿易網絡的交彙點上，建立起殖民聚落，作爲他們東西貿易的中轉站。吐魯番出土有高昌國時期的《高昌內藏奏得稱價錢帳》，就反映了在高昌地區進行貴金屬、香料等貿易的雙方，基本都是粟特人[7]，也就是說，從西方來的粟特商人把大宗貨物運載到高昌，由高昌的粟特商人買下來，再分散或整批運至河西或中原地區興販。辛姆斯-威廉姆斯（N. Sims-Williams）教授曾據印度河上游中巴友好公路巴基斯坦一側發現的粟特文巖刻題記，指出粟特人不僅僅是粟特與中國之間貿易的擔當者，也是中國與印度之間的貿易擔當者[8]。結合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發現的粟特文買賣突厥地區女婢的契約[9]，我們也可以說，粟特人還是中國與北方遊牧民族之間貿易的擔當者，即如姜伯勤教授所強調的那樣，粟特人實際上是中古時期絲綢之路上的貿易擔當者[10]。大概正是因爲從北朝到隋唐，陸上絲綢之路的貿易幾乎被粟特人壟斷，所以我們在史籍中很少看到波斯商人的足迹，現代舞劇《絲路花雨》所描寫的絲綢之路上的波斯商人，在唐朝時期更多是活躍在東南沿海，而非敦煌、吐魯番，在北方絲路沿線發現的大量的波斯銀幣和少量的羅馬金幣，應當是粟特人貿易的印證，而不是錢幣源出國的波斯人和拜占廷人[11]。 　　粟特人建立的殖民聚落，可以舉蒲昌海（羅布泊）地區的聚落作爲典型。據敦煌文書《沙州伊州地志》和《沙州圖經》記載，這是“貞觀中（627－649年），康國大首領康豔典東來，居此城（鄯善城），胡人隨之，因成聚落”，這也正是我們稱這類胡人殖民地爲“聚落”的根據[12]。在鄯善（後稱石城鎮）一帶，還有隨康豔典而來的粟特移民建築的新城、蒲桃城、薩毗城，反映了粟特人城居生活形態和善於種植葡萄的本性，而且，這裏還有維繫胡人精神生活的祆教寺院——祆舍一座[13]。像這樣還沒有被唐朝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控制的粟特聚落，自有其自身的文化生活，過去因爲漢文史料對這種粟特聚落的內部生活記載絕少，因此不甚了了。近年來由於一系列粟特石棺床圖像的發現，特別是安伽墓的圖像，使我們瞭解到粟特聚落內宴飲、狩獵、會客、出訪等日常生活場景，也獲得了他們婚姻、喪葬、信仰等方面的信息[14]。 　　至於被中原王朝或地方政府改造成鄉里的粟特聚落，由於敦煌藏經洞發現了大量的漢文文書，使我們今天對於由敦煌地區從聚落到鄉里的情形有比較透徹的瞭解。池田溫先生《八世紀中葉敦煌的粟特人聚落》一文，根據敦煌文書《天寶十載（751）敦煌縣差科簿》和相關敦煌寫本，指出唐朝沙州敦煌縣十三鄉之一的從化鄉，就是在粟特聚落的基礎上形成的，其位置恰好就在敦煌城東一里的祆舍所在地，這裏又稱安城，是當地粟特民衆精神信仰的中心。從化鄉居民種族構成以粟特人爲主，也有吐火羅人、漢人等，其公務負擔有不少是從事非農業勞動，敦煌市場的管理者則出自該鄉粟特百姓，表明他們的商業特性。八世紀中葉開始，由於粟特地區的動蕩、唐朝的內亂、吐蕃對河西的佔領，從化鄉居民漸漸減少，到八世紀末吐蕃佔領敦煌後最終消亡[15]。 　　中古時期大批入華的粟特人並非都居住在以粟特人爲主的胡人聚落裏，他們有的進入漠北突厥汗國，有的入仕北魏、北齊、北周、隋、唐不同時代的各級軍政機構，其中尤以從軍者居多。固原南郊發現的兩個史姓墓地的家族成員，基本上就是以軍功彰顯於世的。史射勿從北周保定四年（564），就跟從晉蕩公東討北齊。天和元年（566），又從平高公於河東作鎮。二年正月，蒙授都督。同年二月，從郯國公征玉壁城。建德五年（576），又從申國公擊破軹關，大蒙優賞。宣政元年（578），從齊王憲掩討稽胡。隋開皇二年（582），從上開府、岐章公李軌出涼州，與突厥戰於城北。三年，隨上開府姚辯北征。十年正月，從駕輦并州。十四年，轉帥都督。十七年，遷大都督。十九年，又隨越國公楊素絕大漠，大殲凶黨。即蒙授開府儀同三司，以旌殊績。同年十一月，敕授驃騎將軍。二十年，又從齊王入磧[16]。僅此一例，即可看出粟特人隨中原王朝將領南征北戰的艱難歷程。史射勿的子孫輩後來任唐朝監牧官，管理馬匹，有的任中書省譯語人，雖然都表現了粟特人見長的技能，但他們都已經脫離粟特聚落的主體，逐漸融合到中原漢文化當中去了。 　　唐朝統一帝國建立後，大多數在唐朝直轄的州縣區域內的粟特聚落基本變成鄉里，聚落的粟特民衆必然分散開來，這些粟特人雖然漢化，但他們的粟特人特徵還是非常明顯的，我們可以根據他們的姓名、婚姻、出身郡望、封爵地點、本人的技能等方面，來判斷他們是否是粟特後裔。目前，已經出土的大量唐朝墓誌都被刊佈出來，與其他外來民族比較，粟特人或粟特後裔的人數要遠遠多於波斯人、印度人、吐火羅人，甚至比這些國家還近的西域諸國人，這不能不說是數百年來大批粟特人入華，並且入仕中原王朝的結果。 　　安史之亂以後，由於發動叛亂的安祿山、史思明都是粟特人，因此在中原地區形成了一種排斥胡化，憎恨胡人的社會風潮，影響到一些粟特胡人的生存，他們有的用改變姓氏、郡望的方法極力抹掉自己的胡人特徵，有的則遷徙到安史舊將所建的河北三鎮，在那裏沒有對胡人的排斥，有的粟特人，如史憲誠、何進滔，在進入河北魏博節鎮後得以發展，最後坐到了節度使的寶座上。在中原地區已經看不到的祆教祭祀活動，在中唐的河北地區，卻仍然有新的祆祠被建立起來[17]。晚唐時，河北以及原六胡州的粟特胡人，加入到強勁的北方民族沙陀部當中，在沙陀三部落裏，有兩部的主體都是粟特人。這些粟特人又成爲五代王朝的中堅力量，甚至像石敬瑭那樣，當上了皇帝。 　　作爲絲綢之路上的商業民族，粟特人把東西方物質文化中的精粹，轉運到相互需要的一方，中古中國許多舶來品，大到皇家狩獵隊伍中的獵豹、長安當爐的胡姬，小到宮廷貴婦人玩耍的波斯犬、繪製壁畫使用的胡粉香料[18]，其實都是粟特人從西方各國轉運而來的，薛愛華（E. Schafer）教授用“撒馬爾干來的金桃”來涵蓋唐朝所有的外來物品[19]，是極有見地的看法。而粟特人用他們擅長的語言能力，在絲綢之路沿線傳播着各種精神文化，這包括他們的民族信仰祆教和後來皈依的佛教，安伽、史君、虞弘墓的祆教祭司形象和敦煌出土的一批粟特文佛典，是最好的證明；而且，還有一些粟特人成爲從波斯向中國傳播摩尼教、景教的傳教士，吐魯番發現的粟特文摩尼教和景教文獻，應當出自他們之手。此外，能歌善舞的粟特人以及他們翻領窄袖的衣着，也深深影響着唐朝的社會，引導着時代的風尚，成爲繁榮昌盛的大唐文化的一個形象標誌。 最值得一提是汉唐乃至五代，凡是康姓之人没有一个例外的都属于粟特人或粟特裔康氏，康镇明先生在《康氏开姓祖祖根姓源资料集成(四）》中提到康希铣时是将其列在了康叔的后裔之下，岂不知荣新江教授毫不客气地说：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康姓自称会稽人，大多是安史之乱以后的事。在安史之乱之前，安禄山称常乐郡望。安史之乱后，与之同姓同源的康姓人，一定要有所掩盖，就像武威安氏改姓李氏一样，他们用唐人已不熟悉的会稽来作为自己的郡望，使人一望就以为他们出自江南高门。这种做法十分成功，颜真卿撰《康希铣神道碑铭》时，详细地叙述了这个家族自周武王以来的谱系，[67]而这个汉化极重的康氏家族也确实从很早时起就着籍山阴会稽，成为地地道道的会稽人了。不过，这应当是个特例，大多数的康姓粟特人应当和安禄山祖上一样，是从常乐的会稽迁到中原的。 我不知道像康镇明这样博学之人，是不读荣新江教授的著作，还是读了，认为不值得一提而不着笔墨呢！中华康氏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本来本正源清，一支汉唐五代之际来源于康居国、康国的粟特裔康氏；一支来源于宋代匡改康的匡裔康氏。自《元和姓纂》诞生之后，康姓的姓源才变得复杂起来。人都是父母所生，概莫例外。如果我们都能像康继文先生所说自下而上的去追索，还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吗？宋代（960年）以后粟特裔康氏不见了，凭空出来一个康叔裔康氏，如果以《周宗卫氏家康氏志谱》（北谱）为例，康氏得姓始祖康叔高高在上，距今有3000多年的历史；下至72代康成（明洪武13年），中间1900多年里，到处借祖宗，不是匡衡就是粟特裔康氏康绚家族、康日知家族成员；无处可借的就编假世系，这样的例子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再看《江西吉安府京兆堂康氏谱系》（南谱），第一栏借用的是《史记·卫康叔世家》世系，试问你到底姓康还是姓卫？ 匡裔康氏如果不人为地复杂化，还会有今天的“南八公”上下无着落吗？康忠清先生说，南八公是康绚之祖康穆，这不又离不开粟特裔康氏吗？康忠请先生曾说过他是南八公的26代孙，康穆与南八公相差千年有余！这种现象还正常吗？ 我也一直在思考，当今的康氏之人，做点什么事，才称得上“释家”所说的功德无量，是造真庙供假神呢？还是说一句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