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齐心，生于1926年。祖籍河北高阳人。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的夫人。1940年3月18日，13岁的齐心跟随姐姐齐云来到山西屯留“抗大”，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半年后毕业，先是被分配到长治干校妇干队任指导员，后回抗大一分校留守处任总务处文书，不久因抗大总校合并，便在校部总务处、卫生处任文书。1940年冬经何长工批准到延安学习。1941年春进入中央党校学习，秋季因参加党校征粮工作被派回陇东，征粮结束，1942年春回到延安，到延安大学中学部学习。1943年春来到绥师，同年8月14日入党。 人物自述 两人相遇 如果把人生比作长河的话，相伴55年，可算是度过大半辈子了。 1943年4月，西北局从延安大学中学部抽调一批青年同志到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以学生身份开展工作，当时，我是带队人之一。而正是在我经西北局到绥德地委转党的关系时，知道了习仲勋的名字。仲勋同志是刚刚到任不久的绥德地委书记。和仲勋的相遇是这一年的夏天。那是一个星期天，我正从集体宿舍经教室走过时，突然看到迎面而来的仲勋，他正从杨滨住所的半山坡上走下来，突然见到习书记，我赶紧给他行了一个军礼。他看到了我，亲切地向我微笑着，点了点头，虽然只是匆匆而过，那一瞬间却给我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 随着防奸运动的深入和康生在延安大搞“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影响，一时间，逼供信、假坦白的气氛也笼罩在绥师的上空。全校学生不被怀疑者所剩无几。在仲勋工作的窑洞里，我们第一次看到挂在墙上的毛主席给他的亲笔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那题词是用毛笔写在漂白布上的。仲勋用深入浅出的话语提醒我们，应该对在抢救运动中出现的“偏差”进行抵制。 这年冬天，他正式向我谈到了婚姻大事。1944年4月28日，星期六，在绥德地委后院的一个窑洞里，举行了我们的婚礼。婚后，仲勋对我说：“从此以后，我们就休戚相关了。但是，我不愿意陷在小圈子里”。我理解他的意思，在艰难的岁月里，作为革命的夫妻不可能要求彼此的过多关照。这一年的夏天，我在绥师刚毕业，就去农村基层工作了。 1998年10月，习仲勋和夫人齐心在深圳迎宾馆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向陕北发动进攻。当时，我正在绥德备战，因承担了临时任务，才回到西北局机关，5月14日正赶上西北野战军在安塞县真武洞召开5万军民参加的祝捷大会，组织上为了能让我和仲勋见个面，也让我随同以西北局副书记马明芳为首的慰问团去安塞参加祝捷大会。当仲勋惊讶地见到我时，他非常生气，当着众人严厉地批评我说：“这么艰苦，你来干什么!”随后，他还对我说：“如果战争十年，我宁可十年不见你。”此时，我不仅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他的批评，而且暗为他的伟丈夫的气概而自豪。 孩子出生 1949年3月1日，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了。这就是由我母亲亲自取名为“桥桥”(她出生在延安桥儿沟中央医院，原鲁迅艺术学院校址)的女儿。仲勋同志非常爱女儿，工作之余常常把未满月的桥桥抱在怀里。1952年秋，仲勋先到了北京，任中宣部长，我带着桥桥和安安(尚未断奶的小女儿)于年底来到北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1953年，我们把4岁的桥桥送入北海幼儿园，原因是我已在马列学院学习，照顾不了孩子。为了我能安心工作和学习，仲勋硬让小女儿靠吃奶粉长大。来京后，我又生下两个男孩儿近平和远平，他们都是10个月就断奶送回家，由仲勋照顾的。那时我们的孩子都在住校或全托，这期间家里没有请保姆。照顾孩子，他视之为天伦之乐，尤其是当孩子们与他摔打着玩时，仲勋总是开心极了。也许是仲勋特爱孩子的缘故，所以他特别重视从严教子。我们的两个儿子从小就穿姐姐穿剩下的衣服或者是花红布鞋，记得近平因同学笑话而不愿穿女孩子的鞋子时，仲勋却对他说：“染染穿一样”。就是在仲勋的影响下，勤俭节约成了我们的家风。 我工作在颐和园附近的中央党校，家却住东城区。因此，我每周末回家一次，等到了家多已是8点钟了，星期日晚上还赶回单位上班，也就不能和仲勋一起参加周末的文娱活动了，常常是他独自带着孩子们去参加周末活动。周恩来总理十分关心仲勋(习仲勋任国务院秘书长长达十年之久，可以说多数时间都是和周总理在一起的。)每当见到仲勋独自带着孩子们参加活动时，总理就要问：“怎么见不到齐心同志呢？” 丈夫遭陷害 1962年秋，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对仲勋搞突然袭击，诬陷仲勋勾结《刘志丹》小说作者李建彤，授意抛掷《刘志丹》小说为高岗翻案，说仲勋是挂帅人物，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康生还在全会中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个大发明。”之后，毛泽东在大会上念了这个条子。 对于缺乏斗争经验的我，听到这一消息后，有如晴天霹雳一般。仲勋看到我难以承受的样子，立即要我安静下来，正确对待。尽管他对这突如其来的不白之冤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齐心与习仲勋 众所周知，康生迫害仲勋，是事出有因的。在1943年“整风运动”中，康生搞“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把在白区工作的地下党打成“红旗党”等，仲勋曾坚决地予以抵制；解放战争中，康生又在土改中推行“左”的路线，仲勋再次以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予以抵制。在“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面前，仲勋违心地承担了责任。他在检讨中沉痛地写道：“36年的恩情毁于一旦”。（他从1926年参加革命到1962年整整受党的恩惠36年）由于承受了莫须有的罪名，他的内心所受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当时，我深深地处在矛盾之中。一方面要完全站在党的立场上，把他视为“反党”，接受八届十中全会对他的批判。另一方面，我对仲勋怀有深厚的感情。为此，我主动要求参加“四清”去了。 1963年，仲勋受隔离审查期间，组织上安排他在中央党校(独居在“西宫所”)学习。他利用空余时间在后院空地上种了一大片玉米、蓖麻和蔬菜等，收获多半交公。他准备回农村做个农民。为此，仲勋上书毛主席要求到农村去。主席让中组部长安子文回复他说，农村太艰苦，还是到工厂去。1965年，组织上安排仲勋到洛阳矿山机械厂担任副厂长。不想，从此一别就是8年。 艰难生活 紧接着便是“文化大革命”，仲勋受迫害长达16年之久。1966年冬天，正在与工人们谈话的仲勋被冲进工厂的红卫兵围了起来。工人们见状，想保护仲勋也把仲勋围了起来。为了防止武斗，仲勋对工人们讲：“你们打伤了红卫兵是我的责任，红卫兵打伤了你们也是我的责任”。然后又对红卫兵们说：“要走就快走。”于是，仲勋被带到西安，批斗后被关入西北大学。当他看到了一些打砸抢的行为后劝阻说：“难道革命就是为了抢几部汽车吗？”并希望他们自觉地维护正常秩序，不要妨碍生产，并上书毛主席，对“文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多项建议。因此仲勋深得一些群众的信赖、保护和关照。 仲勋被押到富平老家批斗时，那里的乡亲们却说，我们不是来批斗习仲勋的，多时不见，我们是想来看看他，要不是他在困难时期拨粮食给我们，我们早就饿死了。那次，乡亲们还自发地给仲勋做了一顿家乡饭。 康生仍然不肯放过仲勋，阴谋把他拉到兰州和延安进行批斗，然而最终还是被身处逆境中的周总理制止住了。但此时仲勋的身体已有些支撑不住了。1968年1月3日，周恩来采取特殊保护方式，用飞机将仲勋从西安接回北京，交给卫戍区监护。 在仲勋受审查和受迫害的日子里，我和孩子们也都受到了株连。“文革”中我因没有和习仲勋划清界限一直在受审查，被列入康生的500人黑名单。仅在“五七干校”劳动就有7年之余。三个大一点的孩子尚未成年就去兵团或插队。 1975年春，仲勋被解除监护，组织上派我跟他一同去洛阳，是河南省公安厅的两位同志把我们接去的。他被安置在耐火厂的宿舍区，在两间房子里，度过了三年的流放生活。没有想到的是，这段时间是仲勋感到最为舒畅的日子。虽然深受冤屈，仲勋却深深地感受到了来自人民的温暖。 迎来希望 在得知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之后，仲勋恢复工作的心情十分急切。党的“十一大”召开之后，仲勋便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想在有生之年继续为党工作的请求。王震第一个出面为仲勋恢复名誉说了话。随后我们也找到了胡耀邦同志和叶帅。我第一次见到耀邦同志时，他从资历、经验、工作能力、水平、威信等几方面称赞了仲勋同志，而叶帅则是坚决支持仲勋出来工作。仲勋于1978年2月22日作为全国政协特邀委员出席了五届全国政协会议，4月初便被恢复了工作。在小平同志和仲勋谈话之后，中央决定派仲勋同志去广东工作，“把守南大门”(耀邦同志原话)。仲勋去广东工作，是肩负着党政军各方面领导及同志们的深切期望的。所以，在广东工作期间，他夜以继日，每天都要到凌晨2点左右才肯休息。 仲勋由于受命仓促，中央领导同志决定让我们的女儿桥桥陪同他前往广东。当时广东所面临的形势是很严峻的。“以粮为纲，一网打尽”的极左路线使农业的优势难以发挥，素有“水果之乡”美誉的广东，缺少水果，副食品极缺；因为割资本主义尾巴，老百姓连“三鸟”(鸡鸭鹅)都不敢多养；菜篮子里多是单一的“无缝钢管”(空心菜)。作为经济基础的农业尚且如此，工业状况就可想而知了。 同年4月6日，仲勋去广东，他一下飞机便赶赴中共广东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会会场，出席会议。在去广东之前，耀邦和李昭请我们去他家吃了一顿饭，并嘱托我转告仲勋同志，要调动干部的积极性，抓好副食，特别是青菜。廖承志也约我去过家里，专门和我谈关于广东省的华侨政策问题，要肃清“海外黑关系”等“极左”遗毒造成的不良影响。他曾提到海关把得过紧，有的华侨进关连衬衫多几件也不行，这样怎么行？总之，领导们都很关心仲勋到广东的工作。这一年的盛夏，最怕热的仲勋竟顶着酷暑一连跑了23个县。 1980年11月底，仲勋调回北京后出任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特别是在协助耀邦同志工作期间，白天，勤政殿的工作结束后，回家要继续接待来自各地的要求落实政策的同志。 回忆过去 时间飞逝，转眼间我和仲勋相伴整整55个春秋了。在南方休息的仲勋给我打来了长途电话，庆贺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他在电话里问：“我们结婚多少年啦？”我回答：“55年啦!”他说：“我祝你健康长寿，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感到他的祝词分量很重，激动地说：“我对你照顾得很不够啊!”他听后着急了，说：“怎么这么说呢？你对党对人民忠诚，一生为革命做了很多的工作，也为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些是很重要的……我们的这次通话你要把它记录下来，告诉孩子们，让他们明白事理……”通话之后，仲勋对伴在身边的桥桥说：“你妈妈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我按照仲勋同志的嘱咐，记下了这次通话的内容，并把它抄给了儿女们留作纪念。 齐心与习仲勋在山东蓬莱 在工作中，青春勃发充满革命热情的齐心深深吸引了年轻的当地地委书记习仲勋，1944年春天，他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婚后的齐心在丈夫的影响和严格要求下，逐渐成熟起来。 老年后的齐心常常以“老姐姐”自诩，关爱和照顾着老伴习仲勋，对从政的二儿子习近平所走的每一步，她都及时给与鼓励和告诫。 齐心与习仲勋育有4个孩子：两女分别是齐桥桥和齐安安，皆随母姓；两个儿子，习近平和习远平。 大女儿齐桥桥1949年出生在延安，习仲勋非常疼爱女儿，在齐心所著《我与习仲勋相伴的55年》里记载：习仲勋工作之余常常把未满月的桥桥抱在怀里，记得有一回，一不留神孩子拉尿了他身，见此，我尴尬得不知所措．仲勋却笑着说：“子屎不臭，子屎不臭”。虽然疼爱，但并不骄纵。言传身教，齐桥桥对父母也非常孝顺。晚年的习仲勋卧病在床，齐桥桥离开部队，专职照顾父亲11年，直到父亲去世